抑鬱俘虜全球 25% 人口，儼然是全球新疫症。基於「抑鬱由血清素分泌失衡而起」的前設，抑鬱治療普遍訴諸於血清素藥物，例如俗稱「百憂解」的氟西汀。然而到了這些抗抑鬱藥物投入主流後 30 年的今天，醫學界仍未找到血清素與抑鬱症之間的實質關係。如果說它對大部分患者真能藥到病除猶自可，事實卻是血清素療法效果時好時壞，證明現代醫學對此症根本未得要領。你以為你當真知道抑鬱症成因？恐怕不然。
患上抑鬱，究竟是哪裡出了錯？
「血清素假說」—— 血清素不足是抑鬱的元兇 —— 被視為千錘百鍊的科學定律，但其實它由始至終都是未得實證的臨時假設。專門研究精神病藥物的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 Jeffrey Lacasse 曾撰寫論文指：「足以拿來支持血清素假設的同行審查論文一份都沒有，提供反證的論文倒是不少。」然而它在以訛傳訛的論文及報道中，逐漸成為精神病學鐵則。美國記者 Olivia Goldhill 分析，真正使「血清素假設」長存不死的原因，是將抑鬱塑造成生理病而非心理病，與難解的貧富懸殊、失業率高企等社會問題撇清關係 —— 歸咎大腦出錯，容易向病人交代，更方便治療，乾淨俐落，千錯萬錯好過是社會的錯。
20 世紀期間，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於潛意識才是心理疾病主因的論述，一度使大眾正視成長家庭等環境因素對誘發心理疾病的影響。只是，美國在時任總統尼克遜治下，以改善民眾精神健康為名的社會改革遭摒棄，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亦幾乎荒廢了所有抑鬱症社會因素的研究。事實上，由於當時精神分析學學者要求的學歷低於一般精神病學學者，缺乏科學權威形象，被認為光說不做流於空洞，如同偽科學。相反，「血清素假說」方便精神病學學家模仿其他醫學集中生理病因的診斷及治療模式；加上當時新發明的抗抑鬱藥小有成效，私家保險及公共保險計劃亦急於驗收此前藥物投資的成果，開始為民眾承包抗抑鬱藥費用，費時失事又不得民心的心理療法，就此被突然流行的藥物治療比下去。隨著副作用低的選擇性血清素，攝取抑制劑類（SSRI）「百憂解」的出現，同類藥物一個接一個面世，沿用至今。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布洛德研究所的 Stanley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 主任 Steve Hyman 卻不以為然：「連執業醫師和科學領袖竟都信服這種假說，令我非常不安。」
如同安慰劑的血清素療法
如果治療抑鬱真的只需適當調整血清素水平便能了事，SSRI 類藥物理應藥到病除，而人為降低大腦血清素亦應能引致抑鬱，但實驗結果卻證明並非如此。當然，SSRI 類藥物對部分人而言有一定程度抗抑鬱效果，只是無人知道它究竟是否命中抑鬱症病根。歷史上不乏誤解病因卻錯有錯著的例子，例如 19 世紀人們曾以為傳染病因空氣中的惡臭造成，結果一番整頓市容後疫症果有改善，誰知致病的不是惡臭而是垃圾堆中傳染病菌的微生物。
尋病根捉錯用神後果可大可小。小者，如哈佛醫學院安慰劑研究副主任 Irving Kirsch 的研究論文及整合分析指出，抗抑鬱藥與安慰劑療效幾乎沒有分別：「它們只比安慰劑效果好一點點，分別之小足以忽略不計。」他提倡用非藥物治療抑鬱。研究也反映心理治療長遠效果優於用藥，復發機率亦較低。大者，是用藥無效，經歷多次轉藥，病者希望落空造成無藥可救的錯覺更會加重病情。另一方面，將抑鬱症定性為生理疾病，會減低病人抗抑鬱的鬥志，羅格斯大學教授 Allan Horwitz 形容：「就像我的神經化學物質陷入抑鬱，而不是我本人，感覺事不關己。」
抗抑鬱藥眾多，但目前為止，學界既無法歸納分辨何種藥物適合何種病人的生物指標，亦無法解釋為何藥物時而有效時而無效，儘管所有抗抑鬱藥藥效相類似，對醫生而言選藥就如擲銀仔。
一直開藥不如改變社會
Goldhill 認為，比起把抑鬱當成普通生理疾病處方藥物治療，不如著手改革社會。要預防精神疾病蔓延，最有效方法是提高生活質素，從住屋、教育、就業到社區關係，做好功夫必能減低精神健康危機。「血清素不足引致抑鬱的理論是假的，抑鬱本身才是真的。有人覺得如果能用心理治療、運動和社會變革就能醫治的疾病不過是無病呻吟。但請仔細想想，其實不少疾病都是受生活方式影響而起的。」就如 Hyman 反駁：「注意飲食和做運動可減心臟病風險，也不見得使心臟病聽起來不真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