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元裕二寫下「四重奏」一劇,令他再受廣大劇迷追捧。其實近年他更愛探討社會議題,包括年青夫婦的生育觀,以及單親媽媽的窮苦生活,而若論主題的爭議性,則非 2011 年的「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莫屬,因為該劇關注一個長久被忽視的群組 —— 加害者家屬。他們活得卑微,長年受電話騷擾,妹妹遭人欺凌,全都默默承受,只因背負「犯人至親」的罪名。男女主角分屬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親人卻互生情愫,多少有點戲劇化,但對加害者家屬的處境描述,則確切地反映了現實。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部總監鈴木伸元曾出版「加害者家族」一書,揭露加害者家屬的困境,而寫書的源起則與 1988 年的「東京.埼玉連環女童綁架殺人事件」有關。當他讀到由犯人宮崎勤的父親舊識、時任東京新聞記者坂本丁治所寫的「單獨記者會 如坐針氈的父親」,初次意識到加害者家屬的存在 —— 父親接到大批譴責信(後於 1994 年因抵受不住壓力,留書後投河自盡);親姊被迫辭職及遭棄婚;妹妹要從護理學校退學;叔伯二人辭去董事職務;兩名堂兄弟也掉了工作。此後,鈴木便廣泛地採訪加害者家屬。
「加害者家族」記載了另一些普通人突然變成「加害者家屬」的個案。30 多歲的 A 小姐(化名)在丈夫涉嫌殺人被捕後,住所被傳媒包圍,要帶兒子到朋友家中暫住。她悄悄返家拿東西則被鄰居斥責:「要來就給我避開日間時分。我家和學校都有媒體追訪,非常困擾。」她的手機接到大罵「殺人犯!」的來電,屋外也有「殺人犯之家」的塗鴉。她每天擔心網上會出現「滅其全家」等的發帖,即使後來改了姓名,與兒子搬到別處生活,仍然提心吊膽,怕會被人認出。
人人得以誅之的罪犯,除了殺人者,還有痴漢男。數年前一個早上,40 多歲的 B 小姐(化名)接到警方來電,指其丈夫因在電車非禮他人而被拘捕。在趕往警局途中,她憂慮孩子和自己的將來,以及家庭的財政,還特別怕被傳媒爆料,因而想過跳軌自殺。雖然事件未獲報道,但想到丈夫若然再犯,就會被媒體追訪,為了保護孩子,她遂與丈夫離婚,更換姓氏與孩子移居他方。但她仍介意別人的目光,遇有不明號碼來電更會心跳加速,回想起當天收到「惡耗」的情景。
鈴木直言:「誰也不會想到家人會犯罪吧。無論事前有何預兆,過後心想『那時候的事就是訊號吧』也好,多數人在事發前都毫不察覺。」直至家人犯罪,自己被加上「加害者家屬」的烙印,從此要為至親的過失受盡譴責。「另一方面,加害者家屬即使沒被聲討,也會對家人犯下的罪行有責任感,所以會為日後該如何過活才好而苦惱。案情愈嚴重,責任感愈大,完全是『活地獄』的開始。」然而,這些「無辜受責」的人卻往往有苦難言。
「作為加害者家屬,一想到受害者的遭遇,即使感到有多痛苦悲傷,亦自覺沒有立場控訴。很多加害者家屬會為至親的罪行自責,不許自己笑之餘,也不許自己哭。」而鈴木指出,這種負罪心態在日本尤為常見:「犯罪不僅是被視為個人責任,更要以家庭為單位負上責任。很多專家相信,由於家庭觀念很重,所以對家庭的壓力也較大。」亦正因如此,加害者家屬如同受害者一方,需要充分的輔導和支援。只可惜,現況並不樂觀。
著有「我的兒子殺了人 —— 加害者家屬的真相」一書的阿部恭子,在東北大學研究院研究受害者的同時,得悉一些加害者家屬亦被迫至自殺,發現日本缺乏對他們的支援和研究。她指出:「在歐美地區,慈善團體或宗教組織都對加害者家屬予以幫助。但在日本社會,作為罪犯家人,加害者家屬被要求承擔責任,無法得到保護,甚至連人權也受侵害。」於是在 2008 年,她創辦了全國首個援助加害者家屬的非牟利組織 World Open Heart。
組織至今接獲近 1,000 宗求助個案,而分析當中的 930 宗後,發現高達 86% 人士直言「考慮自殺」、84% 表示「難以出門」、83% 承認「對發笑或快樂情緒心懷罪疚」,亦有近 4 成人表示「婚約取消」或「放棄升學就業」,顯示絕大部分人成為加害者家屬以後,心中留下終生不滅的傷口,部分甚至一輩子都得背負「殺人犯家屬」的十字架。阿部重申:「任誰都有成為加害者家屬的風險。對受害者的支援固然重要,但希望外界也能認識到加害者家屬的存在和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