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元裕二寫下「四重奏」一劇，令他再受廣大劇迷追捧。其實近年他更愛探討社會議題，包括年青夫婦的生育觀，以及單親媽媽的窮苦生活，而若論主題的爭議性，則非 2011 年的「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莫屬，因為該劇關注一個長久被忽視的群組 —— 加害者家屬。他們活得卑微，長年受電話騷擾，妹妹遭人欺凌，全都默默承受，只因背負「犯人至親」的罪名。男女主角分屬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親人卻互生情愫，多少有點戲劇化，但對加害者家屬的處境描述，則確切地反映了現實。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部總監鈴木伸元曾出版「加害者家族」一書，揭露加害者家屬的困境，而寫書的源起則與 1988 年的「東京．埼玉連環女童綁架殺人事件」有關。當他讀到由犯人宮崎勤的父親舊識、時任東京新聞記者坂本丁治所寫的「單獨記者會 如坐針氈的父親」，初次意識到加害者家屬的存在 —— 父親接到大批譴責信（後於 1994 年因抵受不住壓力，留書後投河自盡）；親姊被迫辭職及遭棄婚；妹妹要從護理學校退學；叔伯二人辭去董事職務；兩名堂兄弟也掉了工作。此後，鈴木便廣泛地採訪加害者家屬。
「加害者家族」記載了另一些普通人突然變成「加害者家屬」的個案。30 多歲的 A 小姐（化名）在丈夫涉嫌殺人被捕後，住所被傳媒包圍，要帶兒子到朋友家中暫住。她悄悄返家拿東西則被鄰居斥責：「要來就給我避開日間時分。我家和學校都有媒體追訪，非常困擾。」她的手機接到大罵「殺人犯！」的來電，屋外也有「殺人犯之家」的塗鴉。她每天擔心網上會出現「滅其全家」等的發帖，即使後來改了姓名，與兒子搬到別處生活，仍然提心吊膽，怕會被人認出。
人人得以誅之的罪犯，除了殺人者，還有痴漢男。數年前一個早上，40 多歲的 B 小姐（化名）接到警方來電，指其丈夫因在電車非禮他人而被拘捕。在趕往警局途中，她憂慮孩子和自己的將來，以及家庭的財政，還特別怕被傳媒爆料，因而想過跳軌自殺。雖然事件未獲報道，但想到丈夫若然再犯，就會被媒體追訪，為了保護孩子，她遂與丈夫離婚，更換姓氏與孩子移居他方。但她仍介意別人的目光，遇有不明號碼來電更會心跳加速，回想起當天收到「惡耗」的情景。
鈴木直言：「誰也不會想到家人會犯罪吧。無論事前有何預兆，過後心想『那時候的事就是訊號吧』也好，多數人在事發前都毫不察覺。」直至家人犯罪，自己被加上「加害者家屬」的烙印，從此要為至親的過失受盡譴責。「另一方面，加害者家屬即使沒被聲討，也會對家人犯下的罪行有責任感，所以會為日後該如何過活才好而苦惱。案情愈嚴重，責任感愈大，完全是『活地獄』的開始。」然而，這些「無辜受責」的人卻往往有苦難言。
「作為加害者家屬，一想到受害者的遭遇，即使感到有多痛苦悲傷，亦自覺沒有立場控訴。很多加害者家屬會為至親的罪行自責，不許自己笑之餘，也不許自己哭。」而鈴木指出，這種負罪心態在日本尤為常見：「犯罪不僅是被視為個人責任，更要以家庭為單位負上責任。很多專家相信，由於家庭觀念很重，所以對家庭的壓力也較大。」亦正因如此，加害者家屬如同受害者一方，需要充分的輔導和支援。只可惜，現況並不樂觀。
著有「我的兒子殺了人 —— 加害者家屬的真相」一書的阿部恭子，在東北大學研究院研究受害者的同時，得悉一些加害者家屬亦被迫至自殺，發現日本缺乏對他們的支援和研究。她指出：「在歐美地區，慈善團體或宗教組織都對加害者家屬予以幫助。但在日本社會，作為罪犯家人，加害者家屬被要求承擔責任，無法得到保護，甚至連人權也受侵害。」於是在 2008 年，她創辦了全國首個援助加害者家屬的非牟利組織 World Open Heart。
組織至今接獲近 1,000 宗求助個案，而分析當中的 930 宗後，發現高達 86% 人士直言「考慮自殺」、84% 表示「難以出門」、83% 承認「對發笑或快樂情緒心懷罪疚」，亦有近 4 成人表示「婚約取消」或「放棄升學就業」，顯示絕大部分人成為加害者家屬以後，心中留下終生不滅的傷口，部分甚至一輩子都得背負「殺人犯家屬」的十字架。阿部重申：「任誰都有成為加害者家屬的風險。對受害者的支援固然重要，但希望外界也能認識到加害者家屬的存在和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