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為甚麼成功，洋務運動為甚麼失敗，這是討論三天三夜也講不完的題目。但是從 1898 年開始，雖然前有馬關條約之國仇家恨，中日兩國的交流卻進入一個黃金時期，甚至被稱為「蜜月十年」，好像美國學者的總結：中國學生的留日潮，堪稱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為追求現代化的大規模知識份子移民潮」。
造就這段蜜月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的危機意識，正如 1898 年近衛文麿的父親，近衛篤麿公爵所稱：「東亞將不可避免成為未來人種競爭的舞台。在這場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種人視為盟敵，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這一難點銘記心中。」另外，「泛亞洲主義」的思潮在日本知識份子當中也很有市場，主張日本、中國、韓國聯手振興東亞，而且還相信東亞的精神領域的成就高於西方。他們也主張推翻清朝，這可能是自江户時代起日本已經視滿清為「夷」，加上幕府末年的「尊王攘夷」，因此不太可能贊成中國也和日本一樣擁戴滿清王朝行君主立憲。
在中國學生湧到日本去求學的同時，日本知識份子也前來中國為之填補現代課的真空，這其中就有日本人自己憑一腔「友邦熱情」而辦的北京東文學社。
東文學社的校長中島裁之曾經在河北保定的蓮池書院任教，他的辦學宗旨是「報中國對日本龐大的文化恩惠」，「欲求振興中國，非整頓學校不可。今與志同之士議定，創設東文學社…… 以定維新之基。」
1901 年 3 月 20 日，北京東文學社開學，當時義和拳之亂留下的瘡痍猶在，許多學校還未復課，街頭常有德國、俄國、日本，以及英國的印度士兵巡行，聽說東文學社招生，學子即如潮水湧至，本來只預計收生 30 人，結果第一學期就收了 280 人，除了少數的翰林、進士等人有知識基礎，大多數都是小學生和文盲。因此，能堅持下來讀書的人少之又少， 1901 年入學 601 人當中，到了 1902 年剩下 152 人，1905 年只剩下一個人，能夠完成四年學業的，僅僅是千分之一。
中島是個好心人，但完全不懂辦學的實務，他堅決反對收學費，因此給予教員的薪水極為微薄，只能到處求人捐錢：除袁世凱外，還找過東亞同文會、西本願寺，日本國會甚至日本軍方。在短短 5 年內，先後有 56 位日本年輕學人來北京東文學社教書，其中一位叫船津輸助，他在北京一共住了 9 個月，他的家信後來被編成「燕京佳信」一書。
船津喜歡北京的古建築，但是他驚訝地看到中國的「底細」，所謂的天子腳下首善之區，普通市民活得毫無尊嚴，最窮的一批甚至依然有凍死、餓死的風險：「他們大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在城門内、屋簷下等處寄居，其中尤下等者以乞食為生，嚴冬時節仍然衣不蔽體，往往凍死。因而此處強盜、小偷甚多。」
他覺得中國正處亡國邊緣，不是因為軍事薄弱，也不是因為沒錢或者變法不徹底，而是因為中國的花花架子和真實國情，差距太大：譬如孤兒院，運行得一蹋糊塗，環境不潔，食物差劣，上面的撥款都直接入了負責人的荷包。譬如辦喪事，雇人來痛哭叫喊，但是完事之後，大家談笑如常，毫無哀傷肅穆氣氛。北京的古玩到處是贗品，神像前的鮮花都是木製或者紙糊而成，「大到國家制度，小到婦人妝容」，處處可見名實相反之虛。船津觀察到俄國和中國很相似，上下階層差距懸殊，譬如從外表上看，德國的士兵和軍官沒有太大的區別，都十分莊重體面，但俄國士兵一眼就能看出來：出身貧困，外表骯髒，沒有文化。中俄兩國的相似之處，都在於社會兩極分化，中間幾乎是空的 —— 可以想像，當這批日本學人親眼目睹這個碩大真空的時候，大概也會產生精衛填海的興嘆。
由於北京東文學社談不上營運制度，結果吸引了許多日本的地痞流氓來中國「混食」，導致了東文學社的名聲「流氓化」，連東亞同文會也忍不住發電報，向中國各地督撫警告要對日本教員「極為注意」，其他的日本教員和顧問都因此覺得顏面無光 —— 但這只是這一波大浪潮裡的小插曲。
到 1908 年，根據日本外務省的統計，在中國各機構簽約的教員和顧問共有 424 人，其他專業技術人員 125 人，最多人在直隸工作，達 114 人，連新疆也有 1 個人，教職遍布各個領域，從幼稚園到大學，從軍隊、警察、農業、醫學到工藝無所不包，其中尤其以東京音樂學校校長渡邊龍聖接受袁世凱的聘請，獲得日本教育界的慶賀。渡邊一共攜同 12 人到達直隸師範學堂，工作是編輯教科書以及建立學校制度，到 1908 年，直隸的小學增加到 8,534 家，學生有 18 萬之多 —— 而這只是三年制的初小。
不過，這些日本人漸漸不獲需約，改由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中國人才頂替，譬如京師法政學堂的教員，就換上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這段時間正好也是中國大量依靠日本翻譯構建了現代文化概念：甚麼法律、封建、共和、經濟、政治、思想、社會、抽象、原則、現實、政府、資本、商業、文學、科學、數學、哲學、美術等等。
但是，革命不是來得太晚就是來得太早，自從船津目睹了北京居民吃人血饅頭好像吃「凍豆腐」，他就再也沒有對中國的局勢發展作過評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