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日本明治維新的背後，是流離失所、為繼兩餐而進入都市的農民。他們居住的長屋形成貧民窟，反映出明治帝都的陰暗面。當然政府不會任由文明的都市風景染上污點，「貧窮」不存在國家現代化的願景當中。
1888 年（明治 21 年）日本政府設立的「東京市區改正委員會」，可以視為日本現代化都市設計的源頭。但當時委員會的職責只是改善既有的江戶街道，而且限定都心地段。真正的規管到 1920 年（大正 9 年），「市街建築物法施行令」發佈，其旨在監管並重建因工業化而增生的「雜亂建築」。
大正「市街建築物法」特別的地方，是在於它不單純是一條建築物監管法，其中的政策包括在各府縣的警察部設立新職 ——「建築監督官」、「建築監督官補」、以及附屬的理事官各技師。於是，「市街建築物法」事實上是借警視廳轄下「建築課」的「建築警察」之手實施。
以警察權力規管都市建築，用今日官僚分工的眼光來說頗為不可思議。這種權力分配表達出的是：日本初期都市規劃是政府由上而下的暴力所執行。內務省都市計劃課初代課長池田宏在當時的演講中，說都市的構成是公權力與私人空間的綜合，「建築警察」則為達到綜合建設的手段。而事實上，「建築警察」亦積極地重整、擴展街道，統一東京的都市風景。
「建設文明街道」，這番話聽起來非常美好。但正如上篇所講，底層平民無技術無財產，居於長屋非其所願，乃不得而為之。於是在警察積極介入的都市規劃裡，不符合文明景觀的「細民」就被排除。下層民眾被塑造成危害帝都的壞分子，與明治大正的國家現代化藍圖脫節，屬於文明外部、急需切除的毒瘤。新聞記者櫻田文吾喬裝成貧民，潛入貧民窟生活 15 日，然後以蠻荒探險的視角寫成「貧天地餓寒窟探險記」（1893 年）。櫻田將底層民眾的生活形容成與日本社會隔絕、不屬於文明的外部世界。
1923 年發生關東大震災，東京建築受損嚴重。災後城市再開發，政府更加大刀闊斧將貧民排除，建設理想的文明景觀。道路修建成統一平整，貧民窟被推倒，路邊藝人、乞丐等，無組織或家庭歸屬的遊民被警察加強取締。底層民眾分散各地，成為帝都隱蔽、無法看見的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