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場（寄せ場）」的流動下層勞動者，在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的 6、70 年代中，支撐起整個港口與建築的勞動需求。但基於其與文明進步的社會形象有差距，日本政府將勞動者驅趕至特定區域，報紙媒體亦加強其污名化的過程，將理應是社會與產業結構的污點，包裝成勞動者的個人問題。結果是，日本社會一方面無法捨棄「寄場」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又將其從「社會現實」中割捨，導致這些流動下層勞動者的生存空間，一直處於矛盾與受壓迫的狀態中。
勞動者生存的空間長期被剝削，例如處於「釜崎（釜ヶ崎）」的大阪天王寺公園，於 1987 年的天王寺博覽會時被徵用，及後以維修為名封閉，1990 年再開之際被 3 米高的圍欄包圍，變成收費公園。公園收費的目的就是社區「淨化」，將原來於公園聚集的勞動者與流浪漢排除。
面對來自社會與政府的壓抑，對抗意識以暴力的形式爆發。「釜崎」於 1961 年第一次「暴動」，事源一名勞動者在「寄場」範圍車禍致死，屍體被長時間放置在現場，警察處理態度冷漠，觸發勞動者向派出所掟石、放火，警察派出機動隊鎮壓。到 2008 年為止，大阪「釜崎」發生大大小小共 24 次「暴動」。60 年代開始，「釜崎」設置大量閉路電視，24小時監測街道狀態。時至今日，監測鏡頭有增無減。
社會地理學家原口剛指出，抗爭運動將原來結構形式迥異的「寄場」連結起來 —— 大阪的「釜崎」、橫濱的「壽町」、東京的「山谷」、甚至名古屋的「笹島」。勞動者普遍不會長期滯留於同一「寄場」中，而是不斷遊走移動。移動的過程中將分散的勞動者社區連結起來，加上各地合作的抗爭行動，建立出「寄場」的同伴意識。社會學者西澤晃彥在實地考察中，指出勞動者在「寄場」、「簡易住宿設施（ドヤ街）」、「食堂（飯場）」等場所中遊走，這一系列的行動建構出「寄場」的虛構空間。在這空間內，大家都不會詢問對方的過去，甚至不知道對方的真名。這匿名空間不單不構成溝通障礙，強調當下時空的行動，反而增強認同感。
然而，90 年代經濟泡沫爆破，港口及建築工作大減，對「寄場」勞動力需求大幅下滑。加上日本少子高齡化，「寄場」的勞動力人口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學者鈴木富之於 2010 年針對東京山谷地區的統計調查發現，過去的「簡易住宿設施」改攻外國背包旅客市場，大量聘請懂外語的員工，企圖轉營成低價外國人旅館。政府順勢以「地區再生」為名，企圖將「寄場」從社會中剷除，例如 2013 年大阪市提出的「西成特區」計劃。
但「寄場」衰退，不代表「流動下層勞動者」消失，只不過由當日僱用的「寄場」，改為手提電話聯絡，安排翌日的工作。派遣僱用制度透過手提電話及網絡，讓年青人取代了「寄場」日漸老齡化的流動勞動者，網吧單人房成為新一代的「簡易住宿設施」。例外變成常態，非日常成為日常。原來與外部相對的流動勞動空間「寄場」遍佈日本，這就是 2000 年代中期開始提及的「社會總寄場化」、或者「釜崎全國化」。
以情報網絡聯繫的派遣勞動者，被傳統勞動市場所排除，失去回歸主流社會空間的機會。被日薪工作左右的身體，失去流動的自律性，連遊走眾「寄場」的自由都被剝奪，成為孤立的下層勞動者。正如西班牙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 所描述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在電子情報的年代中，實在的地理場所限界消失，人類的行動與交流被網絡吸收，並跨越固有的地域。社會倫理和意義逐漸脫離地理場所，進入流動的情報網絡。
「寄場」的地理空間在電腦、手機等終端上顯現。戰後流動下層勞動者的「寄場」空間，透過網絡遍及現代都市社會每一個角落，以「派遣」為名，將全日本國土轉化為看不見的「數碼寄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