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起飛時,基層人民的生存空間(下)

A+A-
1962 年左右,居於「釜崎(釜ヶ崎)」的孩子。 圖片來源:昭和スポット巡り/Twitter

寄場(寄せ場)」的流動下層勞動者,在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的 6、70 年代中,支撐起整個港口與建築的勞動需求。但基於其與文明進步的社會形象有差距,日本政府將勞動者驅趕至特定區域,報紙媒體亦加強其污名化的過程,將理應是社會與產業結構的污點,包裝成勞動者的個人問題。結果是,日本社會一方面無法捨棄「寄場」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又將其從「社會現實」中割捨,導致這些流動下層勞動者的生存空間,一直處於矛盾與受壓迫的狀態中。

勞動者生存的空間長期被剝削,例如處於「釜崎(釜ヶ崎)」的大阪天王寺公園,於 1987 年的天王寺博覽會時被徵用,及後以維修為名封閉,1990 年再開之際被 3 米高的圍欄包圍,變成收費公園。公園收費的目的就是社區「淨化」,將原來於公園聚集的勞動者與流浪漢排除。

2008 年 6 月 13 日爆發第 24 次西成暴動。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面對來自社會與政府的壓抑,對抗意識以暴力的形式爆發。「釜崎」於 1961 年第一次「暴動」,事源一名勞動者在「寄場」範圍車禍致死,屍體被長時間放置在現場,警察處理態度冷漠,觸發勞動者向派出所掟石、放火,警察派出機動隊鎮壓。到 2008 年為止,大阪「釜崎」發生大大小小共 24 次「暴動」。60 年代開始,「釜崎」設置大量閉路電視,24小時監測街道狀態。時至今日,監測鏡頭有增無減。

社會地理學家原口剛指出,抗爭運動將原來結構形式迥異的「寄場」連結起來 —— 大阪的「釜崎」、橫濱的「壽町」、東京的「山谷」、甚至名古屋的「笹島」。勞動者普遍不會長期滯留於同一「寄場」中,而是不斷遊走移動。移動的過程中將分散的勞動者社區連結起來,加上各地合作的抗爭行動,建立出「寄場」的同伴意識。社會學者西澤晃彥在實地考察中,指出勞動者在「寄場」、「簡易住宿設施(ドヤ街)」、「食堂(飯場)」等場所中遊走,這一系列的行動建構出「寄場」的虛構空間。在這空間內,大家都不會詢問對方的過去,甚至不知道對方的真名。這匿名空間不單不構成溝通障礙,強調當下時空的行動,反而增強認同感。

然而,90 年代經濟泡沫爆破,港口及建築工作大減,對「寄場」勞動力需求大幅下滑。加上日本少子高齡化,「寄場」的勞動力人口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學者鈴木富之於 2010 年針對東京山谷地區的統計調查發現,過去的「簡易住宿設施」改攻外國背包旅客市場,大量聘請懂外語的員工,企圖轉營成低價外國人旅館。政府順勢以「地區再生」為名,企圖將「寄場」從社會中剷除,例如 2013 年大阪市提出的「西成特區」計劃。

壽町的勞動者。 圖片來源:梁丞佑.CINRANET/Twitter

但「寄場」衰退,不代表「流動下層勞動者」消失,只不過由當日僱用的「寄場」,改為手提電話聯絡,安排翌日的工作。派遣僱用制度透過手提電話及網絡,讓年青人取代了「寄場」日漸老齡化的流動勞動者,網吧單人房成為新一代的「簡易住宿設施」。例外變成常態,非日常成為日常。原來與外部相對的流動勞動空間「寄場」遍佈日本,這就是 2000 年代中期開始提及的「社會總寄場化」、或者「釜崎全國化」。

以情報網絡聯繫的派遣勞動者,被傳統勞動市場所排除,失去回歸主流社會空間的機會。被日薪工作左右的身體,失去流動的自律性,連遊走眾「寄場」的自由都被剝奪,成為孤立的下層勞動者。正如西班牙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 所描述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在電子情報的年代中,實在的地理場所限界消失,人類的行動與交流被網絡吸收,並跨越固有的地域。社會倫理和意義逐漸脫離地理場所,進入流動的情報網絡。

「寄場」的地理空間在電腦、手機等終端上顯現。戰後流動下層勞動者的「寄場」空間,透過網絡遍及現代都市社會每一個角落,以「派遣」為名,將全日本國土轉化為看不見的「數碼寄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