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雖然現居英國，但一直有留意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表演者的相關爭議。支持及反對「殺街」的論述及對弈，與行人專用區上的表演同樣精彩，亦間接成為了各個藝術發展、文化理論學派的競技場。由於篇幅有限，筆者無法在此逐一陳述各方觀點。本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想帶出的討論，是要從文化政策的角度分析相關爭議之複雜性；而下篇則討論社會藝術資源運用，及建議解決方法。
一句到尾，筆者認為「殺街」是政策上的正確決定，因為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的表演當中，涉及「社會藝術資源（即公共空間）運用的不公義」（an injustice use of cultural resource in society），政府應該制止這種不公義繼續存在。
網上對於支持終止行人專用區的論點，不外乎表演過分低俗、毫無美感及品味，對社會主流大眾並無娛樂性。筆者對此講法情感上非常贊同，但以此作為通過一項政策的理由恐怕有所不及。行人專用區作為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原意就是要提供一個場地給業餘的表演人士發揮，社會應對不同類型的表演持開放及包容態度，不應抹殺其文化價值的可能性。
例如，以前亦曾有人認為「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塗鴉內容重複，對社會主流毫無意義，字體亦無美感，是有損市容。但後來曾灶財受威尼斯雙年展邀請，成為首位獲邀參展的香港藝術家，其後 Google 亦為其「墨寶」建立網上展館，成為本土藝術奇葩。由此可見，單靠表演本身有否「美感」，不應成為一項衡量支持文化政策與否的因素。
以文化政策角度，行人專用區的問題不在於表演項目本身，而是在於部分歌舞表演者以「生人霸死地」、使用大型音響，甚至向黑社會交保護費等方法，令其他表演者無法公平地使用公共空間，造成資源運用的不公義。行人專用區的表演亦由以往百花齊放，逐漸趨向單一、大堆頭、互相鬥大聲，劣幣驅逐良幣。如果各方自律，表演者與觀眾、居民之間互相尊重，行人專用區本應是香港社會珍貴的藝術資源。
政府在開設行人專用區時，可能並無預料執行上的複雜性及變化，但事已至此，「殺街」是一項正確決定，亦乎合特區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文化管理原則。「殺街」之後，表演者四散尖沙嘴、銅鑼灣街頭，又為香港的街頭藝術發展帶來另一波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