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攝影：甄梓鈴
「許多人知道我居住在『隔離區（Ghetto）』便會害怕！這個想法是錯的，區內不是所有人都是罪犯，不是人人都不懂丹麥語，但正因為政客不斷強調『隔離區』是負面東西，人們便假定了某種想法。」19 歲的索馬里難民侯賽因（Barwaqo Jama Hussein）說起她所住之地 ——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西北部 Tingbjerg 社區。丹麥人習慣稱那地方為「隔離區」。
丹麥大選前夕，筆者走訪哥本哈根「隔離區」，與侯賽因見面。那天，我們坐在 Tingbjerg 社區一座新建成的圖書館內，這區的孩子放學後，喜歡來圖書館做功課。長條黃磚塊、斜屋頂，在這造型新穎的現代建築物附近，有普通住宅區、學校和超市，大街上一眼能看到一群群包著頭巾的穆斯林女子，她們聚在超市外閒聊。早於 1950 年代，當局興建大規模的廉價住宅區，想要讓小市民租到便宜的房子，此處住了不少低收入家庭，後來逐漸多了其他移民聚居。
不過在外界眼中，這些社區犯罪率高，槍擊案層出不窮，嚇得很多人不敢來，被視為哥本哈根的邊緣區域。
侯賽因來自索馬里，因為內戰，5 歲隨家人逃到丹麥。初抵丹麥，住屋問題是最迫切的，一家人獲安排入住位於丹麥西部城鎮霍爾斯特布羅（Holstebro）一處廉價住宅區，那兒同樣有「隔離區」之稱。可她當時年紀小，未能聽懂那是甚麼意思。
不滿「隔離區」被標籤化
從歷史角度看，「隔離區」是個負面的詞。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歐洲多個佔領地建立了猶太人聚居區，將猶太人集中隔離，不少人後被送進集中營。今天，丹麥政客及主流媒體把低收入者、移民為主的聚居區稱為「隔離區」，「隔離區」實際上遍佈全國，單在哥本哈根，便至少有 3 個社區受到政府高度關注。
2013 年，侯賽因和家人搬到哥本哈根 Tingbjerg 社區。在來之前，她也曾聽說過這區的情況有多糟：「我不會說這地方沒有罪案問題，但批評的聲音太多了，從沒聽過有好事發生，其實有許多人努力爭取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
55 歲的伊朗難民拜耳（Khosrow Bayet）就是例子。他移居丹麥超過 30 年，一直為社區融合盡心盡力，其成立的 Sjakket 青年中心，提供各種課餘活動給附近另一個「隔離區」Mjølnerparken 的孩子，希望減低他們在街上流連、受到不良群黨的影響，免得誤入歧途。
針對「隔離區」的問題，去年丹麥政府建議了多項措施，例如若有人在一些「隔離區」犯下罪行，法庭可以考慮判處雙倍懲罰；另一項提案是，移民父母若迫使他們的孩子返回原籍國接受長期的「再教育旅行（Re-education Trip）」，可能面臨四年的監禁。
移民孩子不許輸在起跑線？
丹麥政府又推行新法律，對全國 20 多個以穆斯林移民為主的「隔離區」制定種種規範。從 1 歲開始，居住在「隔離區」的孩子必須去托兒所，每週至少 25 小時（不包括午睡時間），孩子要接受符合丹麥價值觀的教學，包括學習丹麥語，以及認識聖誕節和復活節等傳統節日文化。如果家長不配合，可能會遭停止發放福利金。這項法例旨在消除城市邊緣化，屬於政府「沒有平行社會的丹麥：2030 年沒有隔離區（One Denmark without Parallel Societies: No Ghettos in 2030）」倡議的一部分。
侯賽因的外甥剛滿 1 歲，即將上區內托兒所。她記得小時候沒有這麼多規限，雖然自己從不慶祝聖誕節，但丹麥是基督教國家，在丹麥生活，就應該學習當地文化。土耳其裔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艾克杜甘（Yildiz Akdogan）向我指出，新措施對孩子和家長均有幫助，能促進社會融合：「我曾經探訪『隔離區』幼稚園，大部分孩子的父母來自巴基斯坦、土耳其及黎巴嫩等國家，那些 3、4 歲的孩子，丹麥語還未說得好，意味著如果他們上小學，語言能力經已落後，這樣不好。」
艾克杜甘認為，讓移民孩子提早入學，從小接觸丹麥語，是社會融合的第一步，當孩子送去日托，母親有多些時間進修或外出工作，容易建立新的社交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