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大選採訪:那些被邊緣化的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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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哥本哈根的其中一個隔離區 Mjølnerparken 附近的希賈布(hijab)店。 圖片來源:路透社
撰文、攝影:甄梓鈴

「許多人知道我居住在『隔離區(Ghetto)』便會害怕!這個想法是錯的,區內不是所有人都是罪犯,不是人人都不懂丹麥語,但正因為政客不斷強調『隔離區』是負面東西,人們便假定了某種想法。」19 歲的索馬里難民侯賽因(Barwaqo Jama Hussein)說起她所住之地 ——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西北部 Tingbjerg 社區。丹麥人習慣稱那地方為「隔離區」。

索馬里難民侯賽因(Barwaqo Jama Hussein)。

丹麥大選前夕,筆者走訪哥本哈根「隔離區」,與侯賽因見面。那天,我們坐在 Tingbjerg 社區一座新建成的圖書館內,這區的孩子放學後,喜歡來圖書館做功課。長條黃磚塊、斜屋頂,在這造型新穎的現代建築物附近,有普通住宅區、學校和超市,大街上一眼能看到一群群包著頭巾的穆斯林女子,她們聚在超市外閒聊。早於 1950 年代,當局興建大規模的廉價住宅區,想要讓小市民租到便宜的房子,此處住了不少低收入家庭,後來逐漸多了其他移民聚居。

不過在外界眼中,這些社區犯罪率高,槍擊案層出不窮,嚇得很多人不敢來,被視為哥本哈根的邊緣區域。

侯賽因來自索馬里,因為內戰,5 歲隨家人逃到丹麥。初抵丹麥,住屋問題是最迫切的,一家人獲安排入住位於丹麥西部城鎮霍爾斯特布羅(Holstebro)一處廉價住宅區,那兒同樣有「隔離區」之稱。可她當時年紀小,未能聽懂那是甚麼意思。

不滿「隔離區」被標籤化

從歷史角度看,「隔離區」是個負面的詞。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歐洲多個佔領地建立了猶太人聚居區,將猶太人集中隔離,不少人後被送進集中營。今天,丹麥政客及主流媒體把低收入者、移民為主的聚居區稱為「隔離區」,「隔離區」實際上遍佈全國,單在哥本哈根,便至少有 3 個社區受到政府高度關注。

2013 年,侯賽因和家人搬到哥本哈根 Tingbjerg 社區。在來之前,她也曾聽說過這區的情況有多糟:「我不會說這地方沒有罪案問題,但批評的聲音太多了,從沒聽過有好事發生,其實有許多人努力爭取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

55 歲的伊朗難民拜耳(Khosrow Bayet)就是例子。他移居丹麥超過 30 年,一直為社區融合盡心盡力,其成立的 Sjakket 青年中心,提供各種課餘活動給附近另一個「隔離區」Mjølnerparken 的孩子,希望減低他們在街上流連、受到不良羣黨的影響,免得誤入歧途。

針對「隔離區」的問題,去年丹麥政府建議了多項措施,例如若有人在一些「隔離區」犯下罪行,法庭可以考慮判處雙倍懲罰;另一項提案是,移民父母若迫使他們的孩子返回原籍國接受長期的「再教育旅行(Re-education Trip)」,可能面臨四年的監禁。

伊朗難民拜耳(Khosrow Bayet)在「隔離區」開辦青年中心。

移民孩子不許輸在起跑線?

丹麥政府又推行新法律,對全國 20 多個以穆斯林移民為主的「隔離區」制定種種規範。從 1 歲開始,居住在「隔離區」的孩子必須去托兒所,每週至少 25 小時(不包括午睡時間),孩子要接受符合丹麥價值觀的教學,包括學習丹麥語,以及認識聖誕節和復活節等傳統節日文化。如果家長不配合,可能會遭停止發放福利金。這項法例旨在消除城市邊緣化,屬於政府「沒有平行社會的丹麥:2030 年沒有隔離區(One Denmark without Parallel Societies: No Ghettos in 2030)」倡議的一部分。

社會民主黨議員艾克杜甘(Yildiz Akdogan)。

侯賽因的外甥剛滿 1 歲,即將上區內托兒所。她記得小時候沒有這麼多規限,雖然自己從不慶祝聖誕節,但丹麥是基督教國家,在丹麥生活,就應該學習當地文化。土耳其裔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艾克杜甘(Yildiz Akdogan)向我指出,新措施對孩子和家長均有幫助,能促進社會融合:「我曾經探訪『隔離區』幼稚園,大部分孩子的父母來自巴基斯坦、土耳其及黎巴嫩等國家,那些 3、4 歲的孩子,丹麥語還未說得好,意味著如果他們上小學,語言能力經已落後,這樣不好。」

艾克杜甘認為,讓移民孩子提早入學,從小接觸丹麥語,是社會融合的第一步,當孩子送去日托,母親有多些時間進修或外出工作,容易建立新的社交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