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哲學家 Philippa Foot 在 1967 年提出「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 —— 應放任電車行駛撞死 5 人，抑或轉軌行駛，犧牲 1 人拯救 5 人 —— 此後一直備受倫理學家爭論。不同做法背後，各自有其道德理論支持，儘管彼此難以說服對方，假設性問題與真正實踐存有差異。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道德哲學博士 Simon Beard 認為，人們仍應繼續在道德原則課題上不斷探索，以助不同的人更瞭解自身、社會與未來各種挑戰。
假如有一套能說服眾人的倫理原則，事情似乎簡單得多。Beard 提到，這正是多個世紀以來，令哲學家苦惱之事。他認為要理解當中的困難，先要分清「倫理（ethics）」與「道德體系（morality）」的分別。前者衍生於個體，靠直覺、情感主導，是待人接物的方式，一直存在於人類以至其他物種身上；後者則是一套有系統的原則，表達世人應如何踐行真理。他就兩者分別舉例：雖然幾乎所有人均有強烈的道德意識，認為殺人有錯、不能殺人，但倫理學家探究的則是，何以殺人有錯？在戰爭、施刑或安樂死等其他情況下，是否允許殺人？
如果共同生活的只有一小群人，自然而生的道德感通常足以使人們融洽相處。但當人類社會變成龐然大物、縱橫交錯，便需要一套新的原則。Beard 指出，為鞏固新的原則，人類開始編纂律法，以「漢摩拉比法典」為例，即表明制定律法目的在於：
在地上施行公義的統治，殲滅邪惡與惡人；如此，強者便不會欺凌弱小；我要啟蒙這片土地，促進人類福祉。
法典的出現令是非判斷看似客觀化，不再訴諸眾口的意見判斷。但 Beard 表示，「漢摩拉比法典」僅為法律條文，而非一套道德倫理的理論。因為法典違背普遍主義（moral universalism）的原則，始終帶有不平等及主觀判斷。例如上述法典只承認男性的財產擁有權，女性的權利不獲承認。
要數道德理論首次誕生，Beard 認為是發生於公元前 6 世紀至公元初的「軸心時代」，在希臘、以色列、印度及中國地區的哲學與宗教運動。即使道德理論在各地的發展，有甚多不同之處，但亦有部分接近且重要的觀念，因而有哲學家歸納出共通的「黃金法則（Golden Rule）」。Beard 舉例，類似儒家「己所不欲，易施於人」的論說，在上述其他地方均有人提出。
「黃金法則」顯示了一些重要的道德原則，但亦有其局限。由於它只是扼要說明原則，人們若要客觀實踐，可能出現困難。譬如當中提到，人們應根據自己如何對待自身，來同等對待他人。依此，從自身出發，並思索如何對待罪犯時，若認為自己永不會犯罪，便有可能導致人們嚴厲懲處罪犯。因為人們可能相信「如果我是罪犯，我會期望得到嚴厲懲處」，甚至從而否認罪犯應得到人道待遇。
Beard 補充，「軸心時代」的哲學會以更全面的道德準則補完「黃金法則」。在歐洲，傾向訴諸統治者、智者或神等權威；儒家思想則訴諸於社會秩序，以及人與人的和諧關係。但柏拉圖對此提出質疑，他認為若訴諸更高權威、規範等，並視之為道德原則的基礎，人們將陷於兩難。一方面，人們如相信權威、規範本身即為公正，意味由此而生的任何規條必然正確。但這卻表示人們必須遵守由權威、規範任意產生的規條，縱然最高權威表述的是「你要殺人」，人們亦必須跟從。
把道德準則訴諸權威可能帶來反效果，令人們只順從權威者一切指示。 圖片來源：路透社既然如此，Beard 提出一個問題：有沒有一套全面的道德原則，具有與「黃金法則」一樣，反映共同且不言自明的價值，而毋須訴諸更高權威？現代倫理理論正是從這方面發展。
康德提出的「義務論」與邊沁的「效益主義」，堪稱現代倫理學的兩大理論。Beard 認為，兩者皆超越了過去的道德思想，因為兩大理論均能提供連貫、令人不言而喻的道德指導。通過自省，直接思考事情的「正確」或「好處」，避免了訴諸更高權威。然而，兩個理論提供的道德原則卻有根本分別。
以文首提及的「電車問題」為例：強調不論理由，做不正當的事即屬不道德的「義務論」者，為免扣下扳手變相殺害 1 條生命，會讓電車順勢輾過另外 5 人；但從爭取最大幸福感的「效益主義」者角度，救 5 條人命明顯比只救 1 人更值得，故願意犧牲 1 人以救 5 人。
為使道德理論統一，哲學家努力縮小彼此之間的差異。但在「電車問題」等假設情況的分歧表明，我們距離這個目標仍有漫漫長路。同時，人在現實世界面對的道德問題及抉擇，比這些假設問題要複雜得多，往往涉及結果不明的複雜選項，並非直駛或轉向般簡單。尤其是當人類正步向人工智能時代，將個人相信的一套道德原則，套用至向所有人負責的 AI 無人車之上，只會衍生更多問題。
Beard 相信，未來的倫理學發展，無論是尋求更多共通點，抑或依靠人工智能判斷，皆非明智之選。歷史發展已證明前者的漏洞，權威者可以反過來利用規條謀取個人利益；後者則破壞了倫理學家理論中，強調獨立人文價值觀的信念。Beard 遂提出一個頗具烏托邦色彩的建議：放慢技術發展步伐，作道德倫理的「長期反思」並在繼承具普遍原則的道德標準上，思考如何處理種種難題。他認為，揉合古代智慧與當代哲學嚴謹辯思的特點，有助處理目前各個複雜及不確定的道德議題。
但無論如何，若要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倫理觀破繭而出，仍待我們長期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