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香港的反送中示威，警方首次動用水炮車，意圖驅散示威者。在很多地區，水炮車是警暴的象徵，過往也有不少水炮車造成重傷甚至死亡的案例，例如 2015 年南韓農民白南基在反朴槿惠示威中被擊斃。有人認為用高殺傷力的武器才能鎮壓示威，水炮車也被標示為「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但在人群管理角度，水炮車有沒有效用？
2014 年的時候，時任倫敦市長，亦即現任首相約翰遜曾以近 20 萬英鎊從德國購入 3 輛水炮車，惹來傳媒和學者猛烈抨擊，且一直被英國政府以安全理由禁用，最後要轉售。布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Brighton）社會心理學家 Chris Cocking，批評買水炮車只是政客希望贏得政治名聲的手段，證據指出，在人群管理角度上，水炮車只會適得其反，而且造成潛在危險。他提到水炮車就如包抄戰術（Kettling）一樣，是一種無差別的人群管理戰術，因不可能完美地瞄準個別滋事者。從群眾心理學角度，他認為這類無差別的戰術，看待示威者為一個同質的群體，只會激發不同類型的示威者更團結，一起抵抗警隊，令衝突升溫。
從示威戰術角度看，資深科普作家 David Hambling 則認為，水炮車只適用於傳統示威，人群固定於特定地方進行；可是，新時代的示威是去中心化的，示威者可以以社交軟件即時溝通，四處流動，快閃示威，警察很多時已追不上示威者，更何況笨重的水炮車。Cocking 也保持類似的觀點，他提到 2011 倫敦暴動的例子，當時很多人四處搶掠，而非攻擊警察和警署，用水炮車只會令滋事者四散得更快，難以拘捕。
還有最後一點，人群管理是相向，群眾對制度的信任也十分重要。Cocking 指出 2009 年 G20 鋒會，普通市民 Ian Tomlinson 在旁觀示威時被警察推倒在地，重傷不治，事件大大加深人們對英國警察以至英國政府的不信任。他認為，若政府因動用水炮車而造成傷亡，後果是災難性的，會完全摧毀人民對警隊的信任，令警隊以後舉步維艱。資深傳媒人及作家 John Harris，亦曾於「衛報」撰文，指出雖然政府自 1969 年起，已經常在北愛爾蘭使用水炮車；但英國本土民眾根本就不接受，他們認為水炮車只會在威權國家（如埃及和印尼）和充滿戰亂的地區（從前的北愛爾蘭）使用。他引用 2010 年時，仍是內政部部長的文翠珊的話：
「我不認為有人想見到水炮車在英國街頭行走，因為我們擁有一套截然不同的警治文化，我們奉行民許警治，這繫於公眾與警隊之互信。」（I don’t think anybody wants to see water cannon used on the streets of Britain because we have… a different attitude to the culture of policing here in the UK. We police by consent and it depends on that trust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