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50 年代早期起，從莎士比亞創作生涯的開始一直到終結，他不遺餘力反覆探索一個讓人深深困惑的問題：怎麼可能會有一整個國家落入一個暴君手中的情形出現？」開宗明義發此斷論，「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Tyrant: Shakespeare on Politics）一書的說服力並非源自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亦無涉作者文評家葛林布萊（Steven Greenblatt）的莎士比亞研究權威，而是對莎劇暴君的生動描述，梳理出其特質及上位條件 —— 譬如「理察三世」（Richard III）。
葛林布萊認為，莎劇中的理察三世之所以能得逞篡位，除了「事關人品」（a matter of character），更有賴於一眾「助紂為虐者」（enablers）。葛林布萊力數理察三世種種暴君特徵：
無邊自大，違法亂紀，樂於製造痛苦，有著宰制他人的衝動性欲望。這種人病態自戀和無比狂妄。他有一種肥大的權力意識，從不懷疑自己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痛恨法律是因為法律會擋他的路，也是因為法律代表的公共利益觀念為他所鄙視…… 他是個惡霸。他輕易就會勃然大怒，痛擊擋在他路上的任何人。
莎士比亞明確指出，理察三世天生怪相（「口吐毒液的駝背蟾蜍」；「畸形，醜陋，尚未完成一半即被提前送到人世」），被眾人甚至母親嫌棄（「你來人世我到地獄」），釀成心理扭曲，繼而促進其政治野心：「我在世上既無歡樂，唯有凌駕容貌勝我之人，我要將幸福寄託於皇冠之夢。」（Then, since this earth affords no joy to me, / But to command, to cheque, to o’erbear such / As are of better person than myself, / I’ll make my heaven to dream upon the crown）葛林布萊表示，早年母愛欠奉，因其外表常被眾人嘲弄，成年又缺乏性生活，對理察三世的自我形象造成永久創傷，表面上毫不在乎，但從他下令奏樂蓋過母親咒罵的舉動，證明多少有所觸痛。
同一時間，理察三世亦體現出一種「莎士比亞認為是暴君最獨特的特徵」：將自己深印於他人心中，不管對象是否樂意。「就好像為了補償自己承受的痛苦似的，他找到一個方法（用暴力或欺騙）讓自己無所不在，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頭。沒有人可以無視他的存在。」連父親及丈夫均被理察三世謀害的安妮（Lady Anne）亦不禁對他產生好奇，一邊鄙夷，一邊自揣：「我倒是很想看看你這顆心。」最後更收下理察的求婚戒指。
葛林布萊對安妮的表現有一套獨到的解釋：古怪好奇心。「這齣戲並不鼓勵觀眾對理察的政治目標產生認同，卻會讓他們很高興看見有人代替他們釋放出壓抑的侵略性，以及敢於公然說出不容說出的話…… 理察不只邀請我們分享他愉快的桀驁不馴，還邀請我們體驗 —— 屈服於我們所憎厭的東西是甚麼感覺。」這種矛盾心理，正是理察三世既醜陋又吸引的基礎。
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有言：國王統治自願的臣民，暴君統治非自願的臣民。莎士比亞卻屢屢表明，除了弔詭的魅力，暴君要成事還須爪牙協助，多方共謀；而當暴君要人執行惡法，恰如哈姆雷特所講，總會有「自己熱心求來差事的人」。就「理察三世」一劇，葛林布萊便歸納出最少六種助紂為虐者的特徵：
- 受蒙騙：天真無知，誤信理察謊言（二哥喬治／克萊倫斯公爵）。座右銘是「我不能想像」（喬治之子）。
- 被恐嚇：恫嚇於理察威迫：「不服從就變死屍。」自覺無能為力又或事不關己（倫敦塔衛隊長）。
- 合理化：善忘人士。明知理察是病態騙徒，仍然傾向將不合理現象正常化（對「理查萬歲」高呼阿們的市民）。
- 僥倖心：盲目樂觀。清楚理察行事劣跡，卻相信天下會繼續太平（海司丁斯勳爵）。
- 惡勢力：理察走狗，只問利益。以為同謀可免遭毒手，最後被逐一清算（白金漢公爵）。
- 執行方：打手配合。有怕麻煩（倫敦市長），有求好處（刺客），亦有純粹整人成癖。
「暴君的勝利奠基於謊言、虛偽的承諾，以及用暴力手段消滅對手。」同一套奪權方法卻不能用於治國。理察三世上台之後，眾叛親離，餘下班子不是離心離德就是裡通外敵（凱茨比），根本無力管治。而為鞏固毫無合法性的權力，又必須繼續犯罪，進一步加劇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暴君統治具有倒轉權威的整個結構的效果：正當性不再寄託於國家的中心，而是授予了遭其暴力所侵害的人。」在莎士比亞的世界，暴君最終都會覆亡，無一例外。
「莎士比亞戲劇中幾乎沒有哪個角色不曾做出道德妥協。」此一觀察是否意味權力遊戲總是爾虞我詐，改朝換代不過以暴易暴，逞強一方永遠橫行？莎士比亞似乎並不認同。莎劇不乏忤逆暴君的人物 ——「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的寶麗娜（Paulina）、「大將軍寇流蘭」（Coriolanus）的護民官、「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的布魯圖（Brutus）、「李爾王」（King Lear）的肯特伯爵（Earl of Kent）—— 葛林布萊卻特別提到「李爾王」中一位家丁：康華爾公爵（Duke of Cornwall）俘虜葛羅斯特伯爵（Earl of Gloucester）後逼供不果，惱怒之下挖出他一隻眼。康華爾的家丁看不過眼，出言制止，主僕兩人繼而激烈纏鬥。最後家丁死於康華爾妻子劍下，康華爾後來亦傷重不治。葛林布萊評道：
莎士比亞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充當對抗暴政的堡壘。他認為他們太容易被口號擺佈、被威脅嚇到、被不值幾毛錢的禮物收買，不足以成為自由的可靠捍衛者。他筆下的暴君大部分都是被與他同一階級的成員反對和殺死。不過，「李爾王」裡那個無名無姓的家丁創造了一個可以象徵民眾反抗暴君的人物。這個人拒絕沉默和旁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俯仰無愧。雖然有關他的描寫只有寥寥幾行字，他卻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大英雄之一。
願我們都有反抗暴政的道德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