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地球上最熱愛上班的群體之一，職務決定了生存價值。網上曾經流傳一封公司電郵，大意是因為晚上有暴雪，翌日可能會交通混亂，所以請預計無法準時上班的職員睡在公司、或者在公司附近租酒店。
但說日本人熱愛上班，這句陳述又不完全正確，起碼在今天的年青一代會質疑這種職場文化。一方面是泡沫經濟後，正社員職位大減，很多招人的都是榨盡生命的刻薄職位，結果算下來，打工的時薪比無償加班的正職更高。另一方面，名作「年功序列」的年資計算工資的制度漸漸失效，做死一世都無法出頭，還可能中途被裁員，還有誰會認真工作？
所以真誠地「熱愛上班」的日本人多數是年長一代，而且多數是無法抓住經濟好景尾巴的中低層工薪階層。因為他們無特殊技能，也處理不了新時代的問題，但幸運地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於他們的人生而言，除了「上班」之外再無可取之物，所以只能「真誠地」愛上工作。由此，「工作」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活動，用時間與勞力換取金錢，而是一種人生價值，也是倫理的基準。
會用「你有沒有工作過？」來訓斥年青一代的中老年者，他們的生命中沒有「工作」以外的價值，所以「工作」才能夠被當成倫理批判的指標。某程度上不可以完全怪罪這一群人，身處社會環境是先天決定的。有人不能不上班，是因為手停口停 —— 生活的重擔使工作成為生存的絕對條件，社會經濟的現實逼迫人至無可選擇的境地。
但連「罵著走」都徹底放棄，將「返工」奉為至高無尚的倫理價值，用以批判他人，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徵兆。他們是「1984」中的主角溫斯頓，被黨奪去了一切，精神的自由都被侵蝕光後，空虛的心靈只剩下愛黨愛國的選擇 —— 即使身在處刑場中。
當「返工」成為人生最後的歸宿，罵倒阻人上班的示威者就是正義，因為上班就是唯一的倫理價值。
1997 年前，當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示意主權移交後，香港市民仍會生活如常，他留下的名句是「馬照跑，舞照跳」。終於到了今天，馬會提早關門、夜馬賽事取消、在公園跳舞是非法集結、稍稍移動身體就是襲警。馬不再跑、舞也再無法跳，日常生活的指標淪落成「返工」。「車照開，工照返」，只要交通暢順，能夠準時回到公司打卡上班就當打和，Su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