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該如何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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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 月,厄瓜多爾有民眾反對緊縮及取消燃油補貼的政策,觸發連串大型示威及全國大罷工,總統莫雷諾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有示威者在首都基多在圍欄之間舉起手機。 圖片來源:路透社

無庸置疑,網絡動員早已成為社會運動重要的一環。2010 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讓世界了解到網絡動員的威力,該次革命又被稱為「Twitter 革命」;到往後埃及「Facebook 革命」、美國佔領華爾街、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革命,示威者都善用各類社交網絡進行動員。今年香港的流水革命,更宛如集各家之大成,由主流社交網站到討論區,還有 Telegram、Air drop,無不用得出神入化。然而,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副教授 Jennifer Larson 就在去年撰文,提醒人們,網絡動員可以是雙面刃。了解網絡動員的局限,或會是一場運動能否持續的關鍵。

Larson 坦言,在現代社會,已難以想像沒有社交媒體的話,人們會如何組織群眾運動,而因網絡動員而成功達到政治目的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她認為,要市民參與抗爭,有三個基本前設:首先是人們要足夠憤怒,憤怒到認為一定要帶來改變;另外是運動的透明度,人們知道愈多資訊,參與成本和門檻就愈低;最後是預期人數,人們預期愈多人參加,自己的風險就愈少,同時亦會造成同儕壓力。

為此,Larson 勾勒了三個原因,解釋為甚麼網絡動員的威力那麼強大。第一個原因,社交網絡能夠讓大家的不滿,以極快的速度、煽情的方式擴散開去。以佔領華爾街「我們都是 99%」為例,這句口號透過各類平台和 Hashtag 快速散播,牽起平民大眾的共鳴和義憤。第二個原因,社交媒體能夠幫助示威者協調抗爭活動,提升運動透明度,人們輕易知道何時何地參與活動,也能預期身邊人會否參與。最後一個原因,社交媒體能夠散播個別事件或者個人的懇求,觸動大眾情感。2011 年埃及就有一例,年輕女生 Asmaa Mahfouz 在 Facebook 上宣佈會到解放廣場示威,一石激起千重浪,最終掀起大型示威。

可是,Larson 認為,網絡動員亦有其局限,而這一部分甚少學者探討。首先是政治學經典理論「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當市民透過網絡討論,預期會很多人參與示威,無疑會將參與成本稍為降低,但卻可能會令他們想搭便車(Free-Ride),認為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當人們不夠憤怒,又或者面對警暴問題,認為參與成本即使降低,依然十分高昂,他們便會傾向搭便車。

另一個是所謂的「成本暴露問題」(Revelation of Cost Problem),社交媒體將個別事件和懇願放大的同時,也可能會把參與成本放大,讓人高估示威帶來的風險。開羅示威時,就有記者在 Twitter 上直播被催淚彈攻擊,不斷上傳「我在窒息」、「被困在大廈裡」、「外面全都是裝甲車」、「救命」等帖文,並被轉載於「衛報」一個實時更新的博客中。最後是近年一個新興講法「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在網絡時代,可能在 Facebook 分享一下新聞,在 Instagram 留一下言,就很容易獲得參與感,甚至緩解心中義憤,取代實質的示威行動。俄羅斯作家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就狠評過「一億人 Facebook 人撐伊朗民主」徒有空談,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Jennifer Larson 教授坦言,她只是結合現有例子,提出假說,當中因果關係的顯著性,以至社交網絡究竟在甚麼時候會有助社運去動員,甚麼時候會墮入上述陷阱,仍有待一些更大型的研究。然而,Larson 的文章無疑發揮到一些警醒作用,讓人反思一場社會運動該如何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