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庸置疑，網絡動員早已成為社會運動重要的一環。2010 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讓世界了解到網絡動員的威力，該次革命又被稱為「Twitter 革命」；到往後埃及「Facebook 革命」、美國佔領華爾街、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革命，示威者都善用各類社交網絡進行動員。今年香港的流水革命，更宛如集各家之大成，由主流社交網站到討論區，還有 Telegram、Air drop，無不用得出神入化。然而，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副教授 Jennifer Larson 就在去年撰文，提醒人們，網絡動員可以是雙面刃。了解網絡動員的局限，或會是一場運動能否持續的關鍵。
Larson 坦言，在現代社會，已難以想像沒有社交媒體的話，人們會如何組織群眾運動，而因網絡動員而成功達到政治目的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她認為，要市民參與抗爭，有三個基本前設：首先是人們要足夠憤怒，憤怒到認為一定要帶來改變；另外是運動的透明度，人們知道愈多資訊，參與成本和門檻就愈低；最後是預期人數，人們預期愈多人參加，自己的風險就愈少，同時亦會造成同儕壓力。
為此，Larson 勾勒了三個原因，解釋為甚麼網絡動員的威力那麼強大。第一個原因，社交網絡能夠讓大家的不滿，以極快的速度、煽情的方式擴散開去。以佔領華爾街「我們都是 99%」為例，這句口號透過各類平台和 Hashtag 快速散播，牽起平民大眾的共鳴和義憤。第二個原因，社交媒體能夠幫助示威者協調抗爭活動，提升運動透明度，人們輕易知道何時何地參與活動，也能預期身邊人會否參與。最後一個原因，社交媒體能夠散播個別事件或者個人的懇求，觸動大眾情感。2011 年埃及就有一例，年輕女生 Asmaa Mahfouz 在 Facebook 上宣佈會到解放廣場示威，一石激起千重浪，最終掀起大型示威。
可是，Larson 認為，網絡動員亦有其局限，而這一部分甚少學者探討。首先是政治學經典理論「集體行動問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當市民透過網絡討論，預期會很多人參與示威，無疑會將參與成本稍為降低，但卻可能會令他們想搭便車（Free-Ride），認為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當人們不夠憤怒，又或者面對警暴問題，認為參與成本即使降低，依然十分高昂，他們便會傾向搭便車。
另一個是所謂的「成本暴露問題」（Revelation of Cost Problem），社交媒體將個別事件和懇願放大的同時，也可能會把參與成本放大，讓人高估示威帶來的風險。開羅示威時，就有記者在 Twitter 上直播被催淚彈攻擊，不斷上傳「我在窒息」、「被困在大廈裡」、「外面全都是裝甲車」、「救命」等帖文，並被轉載於「衛報」一個實時更新的博客中。最後是近年一個新興講法「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在網絡時代，可能在 Facebook 分享一下新聞，在 Instagram 留一下言，就很容易獲得參與感，甚至緩解心中義憤，取代實質的示威行動。俄羅斯作家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就狠評過「一億人 Facebook 人撐伊朗民主」徒有空談，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Jennifer Larson 教授坦言，她只是結合現有例子，提出假說，當中因果關係的顯著性，以至社交網絡究竟在甚麼時候會有助社運去動員，甚麼時候會墮入上述陷阱，仍有待一些更大型的研究。然而，Larson 的文章無疑發揮到一些警醒作用，讓人反思一場社會運動該如何延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