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出奇的相似，中國被指在武漢肺炎爆發之初隱瞞疫情，有本地學者將之與 1986 年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後，蘇共政府的處理手法相比。「華爾街日報」首席外事記者 Yaroslav Trofimov 當年居於烏克蘭基輔，他形容中國官方對近年來不同的災難事件，皆以一貫的隱瞞及否認模式處理。
隱藏壞消息是獨裁政權的特徵。Trofimov 指蘇聯在能控制信息流通的階段，絕少承認災難事故；而中國最近十多年來的災難史，亦顯示出類似的處事手段。他舉例，2008 年四川發生大地震使數千名兒童喪生，當一眾家長控斥學校的豆腐渣工程，便被當局集中力量壓制；2011 年溫州高鐵追撞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竟迅速動員掩埋殘骸，而非搶救可能生還的受困者，同時禁止媒體報道事件；2003 年 SARS 爆發，更是當下公共衛生危機的同類寫照。
1986 年，與祖母一同住在基輔的 Trofimov 只有 16 歲，切爾諾貝爾核電廠距離當地只有約 96 公里。他在核電廠爆炸後，從一名同學口中得知來自對方父母的絕密消息：「核反應堆大火衝天，我們都要死了。」即使後來的人知道核爆事實，但當時就像武漢肺炎在中國爆發的初期一樣，政府對此保密及否認 —— 大眾生活如常，Trofimov 的學校繼續運作。
由於接下來的 5 月 1 日國際勞動節，是每個人都必須上街慶祝巡遊的日子，正在戶外的人們，就在不知情下忙於綵排，何況媒體對爆炸事件根本隻字不提。勞動節遊行中，成千上萬孩童在街上一邊巡遊，一邊接觸看不見的放射物。Trofimov 指這與今年 1 月初武漢政府得知疫情，但仍堅持舉辦「萬家宴」的情境雷同。
直至放射性物質飄至瑞典，人們才從避過蘇聯干擾的西方電台廣播中得知事件。電台又建議聽眾服用碘片，以防放射性物質在甲狀腺積聚。他回憶，當時藥劑師不解自己購買碘片的原因；而到第二天，所有碘片都已售罄。
雖然紙包不住火，但即使大事不能「化無」，也可盡量「化小」。Trofimov 稱，政府首個向蘇聯公民發佈的公告，僅輕描淡寫地表示核洩漏情況經已穩定，事件只造成兩人喪生，且周圍地方的人均可正常生活。Trofimov 當時的女朋友，是商務部副部長之女，其收到內部消息的母親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於是決定出走，並建議 Trofimov 一同逃出基輔，到 700 多公里外的頓涅茨克（Donetsk）。
Trofimov 的祖父是退役空軍中校，一度致電反對孫兒出走。因為國家機構其時威脅嚴懲散佈謠言及逃走的人，祖父於是警告他，假如逃走，便會面對國家的怒火。Trofimov 未有聽從祖父勸告，登上前往頓涅茨克的火車。「走得快」的他形容，當時的火車只有半滿；但在兩天後，恐慌終於全面爆發，火車站已變得摩肩接踵。有未能上車的父母，更通過車窗將自己的孩子托付給陌生人。因為他們認為，繼續留在基輔，只有死路一條。
Trofimov 認為，人們對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的恐懼，蓋過對國家體制的恐懼。他補充，當一個以脅迫及謊言統治國家的政權，面對比這些壓制手段更可怕的事情時，自己亦會面對存亡危機。蘇聯在 1986 年所面對的，便是由核災難掀起的恐懼、不信任。由是，當年夏季，烏克蘭人開始公開討論生態及核安全問題，更迅速演變成一場拒絕蘇聯及共產主義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