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上月 26 日撰文，警惕意大利政府可能藉武漢肺炎疫情的「例外狀態」，推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並成為恆常管理模式。意大利的狀況會否如阿岡本所言，或需日後另行審視。回頭察看中國，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北京分社社長 Lily Kuo 認為，因疫情關係，已活在「例外狀態」一段時間的中國人，正適應政府更深入的監控。
疫情至今，中國最廣為人知的抗疫措施自然是封城。除此之外，其國內不同地方的抗疫措施還包括：進出公寓或工作場所時，需要掃描 QR Code 認證身份、記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量度體溫、申報近期旅遊紀錄、通過電訊營辦商追蹤人們動向、社交媒體平台提供舉報懷疑染病個案的渠道等，部分城市甚至為舉報人提供獎勵。
上至高層官員，下至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在執行種種防疫規施時皆強調「非常時期，非常措施」。但隨著中國官方近期公佈的新感染人數下降，報道引述居民及觀察人士，對這些非常措施的存續提出疑問。
23 歲的陳蔚瑜（Chen Weiyu，音譯）在上海工作，每天上班均要向公司交上健康檢查、掃描 QR Code。她認為當下的抗疫措施，已是無處不在的監控：「這次疫情令其他平時少見的監控措施更為明顯。」雖有說中國已是「監控大國」，但在武漢肺炎影響下，監控功力似乎更上一層樓。有企業正推出識別系統，可檢測體溫之餘，同時能辨認隱藏在口罩底下的面容。陳表示：「我已不敢想像疫情結束後的發展。」
廣州維權人士王愛忠亦憂慮未來的監控發展。「不論外出或入住酒店，我們時刻感到有人在看著自己。這次疫情，毫無疑問提供更多理由讓政府監控公眾。我不認為一切會隨疫情結束而結束。」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高級專員王松蓮亦表示同意，並以「偏離使命」（mission creep）預示日後的發展。「疫情可能是擴大監視制度的催化劑。重大事件如北京 2008 年奧運會、上海 2010 年世博，均循同一軌跡 —— 這些大事過後，應用大規模監視技術變得恆常。」
除此之外，低技術的人力監控亦進一步加強。守著公共場所或居住小區出入口的警衛，現時可命令途人報告個人信息，或查問居民近期活動。今年 2 月，四川省政府「搗破」一場打雀麻聚集會，強迫參與者在鏡頭前朗讀「我們錯了，不會有下次」的道歉聲明。「紐約時報」將這種發生在中國多地、動員大量基層群眾的抗疫措施，稱為「毛式社會控制運動」。
中文大學的法學副教授 Stuart Hargreaves 受訪時稱，侵入式監視已經是中國「新常態」。「假如要說中國的問題，就是人們容忍監控的限度 —— 如果有的話。」抗疫，或許是接受監控的「好理由」。28 歲的成都居民 Alex Zhang 表示：「用於應對傳染病的這套管理與想法，同樣可在其他地方派上用場。諸如對付媒體、公民記者或種族衝突事件，都已用過。」正如阿岡本在文中提出，人們出於對安全的渴望，接受政府施加的自由限制；但製造這種渴望者，正是政府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