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逐記者、禁止再入境從事新聞工作，似乎不是中國的獨家招數，更早以前的蘇聯時代，便有不少記者曾遭驅逐或禁止入境。其中，揭露 1932 至 33 年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真相的英國威爾斯記者 Gareth Jones，便因而無法再踏足蘇聯。
1932 至 33 年間，蘇聯各地多達數百萬人因饑荒喪生，國內卻從未提及饑荒，更大力壓制所有討論、隱藏有關統計信息；國內的受難者在一片沉默中死去。但在國外，要掩蓋事實則要採取其他手段。一些外國新聞集團，實際上成為協助掩蓋災難的幫兇。
1930 年代，所有進入莫斯科工作的新聞從業員，均需獲批准方可在蘇聯生活及工作，且生活環境並不理想。假如未獲蘇聯通訊部蓋上印章及簽署，中央電報局便不會將記者們的郵件發送至國外。為了獲得許可，記者需定期與蘇聯的審查員討價還價。當中，1922 至 36 年一直為「紐約時報」駐莫斯科通訊員的 Walter Duranty，以其中立持平 —— 同時報道正反立場的態度，獲得蘇聯青睞。蘇聯讓 Duranty 住進莫斯科的大公寓，擁有汽車、情婦。Duranty 的生活條件比所有通訊員都要好之餘，更曾兩度採訪史太林。
隨著饑荒加劇，外交部於 1933 年要求記者在到訪各地之前，先提交一份擬定行程，並拒絕所有採訪烏克蘭的申請。審查員更開始監視外派記者的採訪情況，僅允許記者使用「急性食物短缺」、「糧食緊縮」、「食物不足」、「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等字眼。而在 1932 年末，有蘇聯官員曾就有關事項到訪 Duranty 家中。
審查氣氛之下，包括 Duranty 在內，每個記者都知道饑荒確實發生，卻沒有人願意撰寫有關報道。Duranty 曾於 1932 年末與英國大使館外交官 William Strang 討論饑荒。Strang 在報告裡指 Duranty「雖然沒有讓美國民眾窺探箇中秘密，但他已從真相中醒來一段時間了」。Duranty 不願撰寫有關大饑荒的報道，或許是與他昔日報道的蘇聯新聞相違背，何況這些報道曾令他屢獲殊榮。
不過，真相最終還是由前英國首相勞萊佐治（David Lloyd George）的私人秘書 Gareth Jones 所報道。Jones 同時是一名撰寫有關歐洲及蘇聯政治的自由記者。1932 年初實施出行禁令前，Jones 便到過蘇聯鄉村出差，並親眼目睹饑荒發生。1933 年春天，Jones 憑藉為前首相工作的關係獲批簽證並回到莫斯科。同時，他向當地負責管理外國新聞媒體的 Konstantin Umansky 出示德國駐烏克蘭哈爾科夫總領事的邀請，要求到訪烏克蘭，最終獲得批准。
3 月 10日，從莫斯科出發的 Jones 未有直接前往哈爾科夫，而是在距離該市以北約 60 多公里的地方走下火車。他背著裝滿食物的背包，沿著鐵路路軌走到哈爾科夫，在沒有人員陪同的情況下，於 3 天內走過 20 多條村莊及集體農場，並在筆記簿記下饑荒的所見所聞。
Jones 發表的新聞稿，其後由兩名駐柏林的美國記者在「紐約晚郵報」（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上報道。許多英國傳媒亦跟進消息，並根據其新聞稿添加了有關大饑荒的報道。Jones 則繼續在「倫敦旗幟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以及「卡迪夫西方郵報」（Cardiff Western Mail）上發表更多相關文章。
蘇聯當局對事件曝光大為不滿。時任蘇聯外交部長 Maxim Litvinov 便以更嚴格措施，限制在莫斯科以外採訪的記者，亦禁止 Jones 再度入境蘇聯。除了遭受來自蘇聯的批評，Duranty 亦在 3 月 31 日於「紐約時報」撰文稱「俄羅斯餓了，但沒有餓死」，公開點名質疑 Jones 的報道。憤慨的 Jones 則向致函「紐約時報」編輯，列出自己向包括 20 多名領事、外交官收集的消息來源、批評其他記者不願揭露真相，並指斥在莫斯科的新聞團體：
審查制度令他們委婉、輕描淡寫地報道新聞。因此，他們把「饑荒」改為更好聽的「食物短缺」；「餓死」概述成「營養不良導致廣泛死亡」。
由於 Duranty 的名氣更大、讀者更廣泛、口碑更可信，於是勝出了是次爭辯，縱使其他派駐莫斯科的通訊員知道真相，亦不敢為 Jones 辯護。被禁止再入境蘇聯的 Jones，1935 年與同伴前往蒙古作新聞調查時，遭綁匪綁架並殺害。儘管未能確認 Jones 之死是否蘇聯幕後策劃，但勞萊佐治當時曾表示：「世上充滿陰謀詭計，也許有人認為，Gareth Jones 知道得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