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是議事之地，不是格鬥場；但凡事總有原因，議會暴力（Legislative violence）亦不例外。最為港人熟知的例子，可能是台灣立法院的議會暴力事件。何以議事之地會公然上演肢體衝突甚至毆鬥？
2010 年 7 月 8 日，台灣立法院會議期間，院長決定把國民黨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提案，跳過委員會審查程序，在數日內逕付二讀。當日，作為議會少數派的民進黨立委嘗試衝上主席台，阻止決議程序，與國民黨立委發生肢體衝突，兩名立委輕傷送院。
後來觸發太陽花學運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即根據 ECFA 而訂立。這次的議會暴力事件，只是當地議會暴力史的冰山一角。台灣社會學家瞿海源當時接受媒體採訪，認為當地的議會衝突，主因是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並不平衡，更形容事件似重回 80 年代。
國民政府在中國內戰後遷至台灣，國民黨堅持要在重新接管大陸後，方舉行選舉，因此，直至 80 年代，立法院均在國民黨絕對控制之下。瞿續指，雖然台灣親民主勢力的支持者，在 1980 年代遠多於其對手，在議會卻只屬反對派，只能在議會上使用暴力，突顯自己的存在。換言之，政黨的議席分佈與其所得支持不對等，是引發議會暴力的原因之一。
研究台灣政治的英國學者 Gary Rawnsley 及 Dafydd Fell 指出，1980 年代後期，當地只有少數議席由直選產生；在政治制度不公之下，許多台灣人容忍有限度的政治暴力。他們認為，80 年代後期的民進黨立委，若要獲電視曝光機會，唯一途徑只有使用暴力，而這種行為普遍獲得反對派死忠支持。至 1991 年，台灣人終於可以選出共 325 席的國民大會代表。台灣作家龍應台在 1995 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就指：「台灣政客們在議會裡像小丑一樣互相殘殺。但我寧願看到這種鬧劇，亦不願反對派只靜坐於端莊的儀式上。」
倫敦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講師 Christopher Gandrud，2014 年曾在「和平研究雜誌」（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發表文章，解釋民主國家出現議會暴力原因。Gandrud 研究不同國家的議會暴力現象，他解釋，議會本來是議員們通過和平談判達成協議的場所，但當議員被嚴重質疑會否遵循和平協議時，就會出現「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更有可能引發生暴力衝突。
瞿海源在 2010 年時形容，議會裡，國民黨的態度是「繼續無視民進黨的意見」；民進黨則「只會繼續努力戰鬥」。執政國民黨的蔡正元當年接受媒體訪問則指，當一些立委想彰顯自己反對某些法案的態度時，立法院便成為格鬥場。但根據 Gandrud 的研究，蔡的言論並非事實的全部。他認為，不論是議會的贏家抑或輸家，均有可能製造議會暴力，藉此鞏固支持者、突顯自己不滿結果。除了暴力一途，前者可用的策略比對手更多；例如他們能操控保安，以此防止或減低後者的暴力程度，希望令對手落得聲名狼藉的結局。
Gandrud 同時指出，有兩個地方，「可信承諾問題」會更嚴重：議會制度未完善的新興民主國家，以及選舉制度不平衡的國家。這些地方的政黨議席數目，與選票及支持度不符，又或者當制度有些微改動，即可顛覆政黨的議席數目。Gandrud 分析了 1981 至 2012 年間全球 131 宗議會暴力事件，當中 86 宗於民主國家發生。而擁有 55 年以上民主制度的國家，則從未出現議會暴力事件。
86 宗議會暴力事件中，高達 6 成集中發生於 7 個國家，包括印度、意大利、韓國、墨西哥、台灣、土耳其及烏克蘭。當地的立法機關，議席分配與選票均不成比例。數據顯示，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在短期間出現議會暴力的可能性超過 5%，但隨著民主發展，議會暴力發生的機率，亦會穩步下降。
那麼，假如議會沒有暴力場面，是否必然代表民主運作良好？Gandrud 並不認同。他指，議會的「和平」，可能只是因為執政黨派徹底控制立法權、壓制反對派，使對立一方即使動用暴力，亦無法抗衡；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不少立法機關裡。他補充，民主旨在「以辯論、商討取代暴力對抗」，而議會暴力的存在，正正反映此一民主機關的功能失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