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會是議事之地,不是格鬥場;但凡事總有原因,議會暴力(Legislative violence)亦不例外。最為港人熟知的例子,可能是台灣立法院的議會暴力事件。何以議事之地會公然上演肢體衝突甚至毆鬥?
2010 年 7 月 8 日,台灣立法院會議期間,院長決定把國民黨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提案,跳過委員會審查程序,在數日內逕付二讀。當日,作為議會少數派的民進黨立委嘗試衝上主席台,阻止決議程序,與國民黨立委發生肢體衝突,兩名立委輕傷送院。
後來觸發太陽花學運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即根據 ECFA 而訂立。這次的議會暴力事件,只是當地議會暴力史的冰山一角。台灣社會學家瞿海源當時接受媒體採訪,認為當地的議會衝突,主因是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並不平衡,更形容事件似重回 80 年代。
國民政府在中國內戰後遷至台灣,國民黨堅持要在重新接管大陸後,方舉行選舉,因此,直至 80 年代,立法院均在國民黨絕對控制之下。瞿續指,雖然台灣親民主勢力的支持者,在 1980 年代遠多於其對手,在議會卻只屬反對派,只能在議會上使用暴力,突顯自己的存在。換言之,政黨的議席分佈與其所得支持不對等,是引發議會暴力的原因之一。
研究台灣政治的英國學者 Gary Rawnsley 及 Dafydd Fell 指出,1980 年代後期,當地只有少數議席由直選產生;在政治制度不公之下,許多台灣人容忍有限度的政治暴力。他們認為,80 年代後期的民進黨立委,若要獲電視曝光機會,唯一途徑只有使用暴力,而這種行為普遍獲得反對派死忠支持。至 1991 年,台灣人終於可以選出共 325 席的國民大會代表。台灣作家龍應台在 1995 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就指:「台灣政客們在議會裡像小丑一樣互相殘殺。但我寧願看到這種鬧劇,亦不願反對派只靜坐於端莊的儀式上。」
倫敦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講師 Christopher Gandrud,2014 年曾在「和平研究雜誌」(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發表文章,解釋民主國家出現議會暴力原因。Gandrud 研究不同國家的議會暴力現象,他解釋,議會本來是議員們通過和平談判達成協議的場所,但當議員被嚴重質疑會否遵循和平協議時,就會出現「可信承諾問題」(credible commitment problem),更有可能引發生暴力衝突。
瞿海源在 2010 年時形容,議會裡,國民黨的態度是「繼續無視民進黨的意見」;民進黨則「只會繼續努力戰鬥」。執政國民黨的蔡正元當年接受媒體訪問則指,當一些立委想彰顯自己反對某些法案的態度時,立法院便成為格鬥場。但根據 Gandrud 的研究,蔡的言論並非事實的全部。他認為,不論是議會的贏家抑或輸家,均有可能製造議會暴力,藉此鞏固支持者、突顯自己不滿結果。除了暴力一途,前者可用的策略比對手更多;例如他們能操控保安,以此防止或減低後者的暴力程度,希望令對手落得聲名狼藉的結局。
Gandrud 同時指出,有兩個地方,「可信承諾問題」會更嚴重:議會制度未完善的新興民主國家,以及選舉制度不平衡的國家。這些地方的政黨議席數目,與選票及支持度不符,又或者當制度有些微改動,即可顛覆政黨的議席數目。Gandrud 分析了 1981 至 2012 年間全球 131 宗議會暴力事件,當中 86 宗於民主國家發生。而擁有 55 年以上民主制度的國家,則從未出現議會暴力事件。
86 宗議會暴力事件中,高達 6 成集中發生於 7 個國家,包括印度、意大利、韓國、墨西哥、台灣、土耳其及烏克蘭。當地的立法機關,議席分配與選票均不成比例。數據顯示,非常年輕的民主國家,在短期間出現議會暴力的可能性超過 5%,但隨著民主發展,議會暴力發生的機率,亦會穩步下降。
那麼,假如議會沒有暴力場面,是否必然代表民主運作良好?Gandrud 並不認同。他指,議會的「和平」,可能只是因為執政黨派徹底控制立法權、壓制反對派,使對立一方即使動用暴力,亦無法抗衡;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不少立法機關裡。他補充,民主旨在「以辯論、商討取代暴力對抗」,而議會暴力的存在,正正反映此一民主機關的功能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