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引爆各國對中共政權的怨憤。乘著這氣勢，香港這彈丸之地掀起世界反中共浪潮已是不爭事實。雖說如此，看著中國電子支付如日中興，普及度如此驚人；看著中國的「獨角獸企業」（註）數量是日本的數十倍。對於現在的安倍政權，或者對於部分仍然向外望的日本年輕人而言，師夷長技以制夷，與中國一較長短，仍然是夢寐以求的理想。
中國無處不在的監控系統，滲透到民間的電子支付系統，是智能城市的理想狀態。安倍政權在其他政客忙著應對武漢肺炎時，無聲無息地通過了「超級城市」法案，掃除了法律上的障礙。法案批准現階段參與計劃的 5 個「特區」鬆綁與智能城市有關的交通法、航空法以及電波法的法律限制，以鼓勵各種科技實驗。疫情突顯了發展智能城市的需要。疫情爆發時，政府嘗試穩定基本物資供應鏈，以免因缺貨而加劇搶購恐慌。倒過來說，靠人力送貨的速遞業也就是「保持社交距離」的對策關鍵，卻同時也增加傳染風險。此外，雖然武肺死亡率較 2003 年沙士低，但傳染力卻要高出很多，而且無法估計病情進展，因而需要長期留院。換而言之，地方公共醫療危機所致的死亡個案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曠日持久的病床不足問題。安倍的「超級城市」構想正嘗試透過資訊網絡改革，提供遙距醫療服務。
正如香港拉倒的「智慧燈柱」，智能城市必須允許個人資料互通，以便更有效率地管理城市，並提高工作效率，若推進到極致就會像內地城市的監控系統。在私隱備受重視的日本，此法案當然會受到質疑。當然，世界各地靠威權統治推進智能城市的不只中國。據信用卡公司 Visa 統計，新加坡有高達 88% 用家使用指模確認身份，近半使用過面容識別、瞳孔識別或者語音識別。相比之下，日本仍沿用為人詬病的「印章文化」去確認身份。筆者就讀的大學甚至有文件因為沒有蓋印而使行政停擺。這也許會成為疫情下，最早被檢討的社會制度吧。
雖然日本近日的政治活動較前陣子多，先有針對終審法官任期延長的抗議，最近則聲援美國的 Black Lives Matter 示威。然而大部分日本人其實對自己國家的政治改變不以為然。武漢肺炎所帶來的一連串政治變化悄悄開始改變每個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