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國家天災連年，同時面對環球經濟衰退和國際孤立，就很有機會出現糧食危機。糧食短缺足以引起可怕災難，有學者估計，1958 到 1961 年間，中國的「三年大饑荒」就令 3,600 萬人餓死。去年更有學術研究提出，糧食危機很有機會引致大屠殺。
2019 年，政治學家 Bumba Mukherjee 和 Ore Koren，出版學術著作 The Politics of Mass Kill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分析專制國家進行大屠殺（Mass Killing）的成因。他們把大屠殺定義為政府在一年之間，於同一地點謀殺至少 50 名平民。他們指，過往研究和事例都顯示，大屠殺和糧食短缺有關，近例有 2011 起的敍利亞危機，巴沙爾處理示威的手法，遠比其他中東政權血腥。有學者發現，衝突爆發前，當地小麥和大麥產量因為旱災而分別急降 47% 和 67%。再早一點的例子有 1983 年突尼西亞的「麵包騷亂」（Bread Riots），當時麵包價格突然急升一倍，引發連串騷亂，獨裁者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下令血腥鎮壓，殺害逾 120 人。
兩位學者指出，糧食危機令國民生存受到威脅，自然會引發政治衝突。研究顯示，民主國家因為言論和集會自由得到保障，會比專制國家更容易出現「糧食騷亂」（Food Riots），但專制國家以血腥手段處理糧食騷亂的機率，遠遠高於民主國家。根據 1996 至 2009 年間的統計數據，他們發現明明只有約 17% 人口生活在城鎮，但 56.2% 的大屠殺事件發生於城鎮地區。為此，他們嘗試以博弈論（Game Theory）解釋。當糧食危機爆發，不單民怨沸騰，令民眾上街抗爭，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互信會完全崩潰，政府則把管治危機放大，以採用極端手段鎮壓示威。大屠殺事件集中於城鎮地區，是因為示威者更易大規模動員，令專制政權更感威脅。
他們宏觀分析 1995 年到 2009 年全球非民主國家的數據，設計出一個邏輯迴歸模型：食品價格波動率（Food Price Volatility）和城市化程度是因，大屠殺事件是果，再考慮當中可能存在的干擾因素，例如人口規模、地點與首都的距離，以及是否處於戰亂狀態等。他們發現，單單是農村地區的話，食品價格波動率不會影響大屠殺事件發生的機率，甚至會令機率降低。可是，城鎮地區的結果就截然不同。兩位學者指出，單是城市化程度本身，就會令大屠殺事件更易發生；若有糧食危機，關聯就更為顯著，當發生旱災時，城市化和大屠殺事件的關聯度會急增超過 200%。
這本 2019 年的著作，只計算了由政府策劃的大屠殺，他們在 2017 年做過另一個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旱災會令叛軍策動的大屠殺發生機率增加 42%，巴基斯坦和印尼就是例證。
1986 年，巴基斯坦發生旱災，全國最大城市卡拉奇就在 12 月爆發大型反政府示威，獨裁者齊亞．哈克（Muhammad Zia-ul-Haq）血腥鎮壓，秘密屠殺很多居民和阿富汗難民。在印尼，1996 至 98 年間全國旱災，同時要面對金融風暴，食品價格大幅波動，96 至 97 年坤甸和丹格朗爆發「糧食騷亂」，97 至 98 年蔓延到首都雅加達，98 年全面失控，引發血腥排華暴亂。蘇哈托早期一度以強硬手段回應，但最後也在暴亂後辭職下台。兩位學者就希望，研究可以令國際社會正視氣候變化和糧食危機，以免發生嚴重的人權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