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羅斯政府承諾釋放所有示威者、內政部長向示威者道歉，從抗爭陣營看來固然值得慶祝。不過，政府一時立場軟化，是否代表抗爭取得實際成果，抑或只是一種「戰略性撤退」，政治迫害還在後頭？被捕示威者的人身自由，真的是獲釋就能得到保障嗎？
自 8 月 9 日總統選舉以來，示威浪潮席捲白羅斯全國，4 日內接近 7,000 人被捕。單是被捕者的身份，已足見白羅斯警察濫捕程度之嚴重 —— 並非所有被捕人士都是激進示威者或集會參與人士 —— 記者、外國人以及路人，只要出現在街上，都有可能成為濫捕犧牲品。加上拘留者被警察毆打、虐待的消息和證據不斷增加，促使白羅斯政府在壓力下，宣佈釋放所有示威者的原因。
然而，被捕者眾亦是「放人」的一個原因。人權組織 Vesna 副主席 Valentin Stefanovich 指，早在大選前，當地監獄已開始清空，為大規模逮捕做好準備。「輕罪犯獲提早釋放，又將其他人轉移至首都明斯克以外的設施。」另一家關注白羅斯的人權組織，Human Constanta 的代表 Valdis Fugash 亦有類似說法。不過，警局、監獄及拘留中心，仍無法容納這麼多被捕人士。Stefanovich 認為：「事實證明，內政部系統絕對沒有預計到，會有如此龐大的逮捕數字。」
拘留中心人滿為患，要找出自己親友的下落猶如大海撈針。與此同時，有被捕人士正於中心內設置的法庭接受閉門審判。Fugash 稱：「以前我們可以順利監察。因為警方會在晚上逮捕人們，然後早上提堂接受罰款或入獄判決。現在法官直接前往監獄，並在那裡宣判。據被控者指，當局拒絕聽取任何辯護，他們的案件只用上幾分鐘就審結了。」Stefanovich 指，大多數閉門審判者被判處 15 至 25 日監禁，但即使加快審判程序，法庭仍然無法趕上拘捕速度。因此，明斯克及若季諾（Zhodino）在 8 月 12 日起開始釋放被拘捕達 72 小時以上，且無需正式起訴的人；而較早前已接受閉門審判或行政處罰的示威者，亦陸續獲釋。
不過，白羅斯法律容許司法機關在未來兩個月內，將暫時未被起訴的人帶回法庭審訊。而若有人被判入獄，但因監獄人滿而獲釋，當地法律規定，當局可在來年任何時候執行相關行政處罰。故人權組織警告，「釋放所有示威者」並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對大量獲釋人士而言，現階段獲釋，並不代表政權不會秋後算帳。
白羅斯週報 Nasha Niva 主編 Andrej Dynko 早在 2012 年投稿「紐約時報」，講述白羅斯的監獄政治迫害模式。他指，盧卡申科治下的白羅斯，對付政治犯的方式與布里茲尼夫（Leonid Brezhnev）時代的蘇聯體制不同。政治犯不會進入特殊囚禁營，而是與刑事犯一樣關在普通監獄，從而跟其他政治犯隔絕。Dynko 續指，此舉旨在利用刑事犯，將之化為向政治犯施加心理壓力的工具。
他指，白羅斯有「紅黑」兩類監獄，前者只有少量管制措施，後者便由「監獄法則」主宰一切。黑獄法則特點之一，是將囚犯劃分等級，最低等者即為性暴力對象、只能睡在便池旁邊的「底層犯」；其他囚犯只要與「賤囚」有接觸，便會自動降為同等。盧卡申科政權為了打垮政治犯，刻意將他們關在黑獄裡，並與「底層犯」共處一室，令他們處於生死邊緣，人生理念只能向生存本能屈服。政治犯的「底層犯」囚友，則可能是嗜血殺人犯，甚或由國安部門安插的暴力犯，為其效力以換取較輕處罰。
Dynko 列舉了不同反對派領袖、民運人士的入獄例子。其中獲盧卡申科特赦的前外交部副部長 Andrei Sannikov，當年便表示：「我沒有發表言論的權利，因為體制仍挾持我的家人。」Dynko 認為，就在政權將異見者投入監獄之時，盧卡申科同時將白羅斯變成類似監獄殖民地的國家。不只特定人士，全國數百萬人均面對入獄的風險，那怕是日常生活，監獄威脅亦控制著人民的一言一行。
是以，白羅斯政府的「寬大處理」，並不意味既往不咎。假如當下被捕的示威者，都被看成政治犯，則 Dynko 當年的看法及主張，或仍適用於他們身上：「政治犯獲釋，並不是改變的跡象；改變應以人們重拾了多少尊嚴來衡量。這些人必須獲昭雪，必須刪除他們的犯罪紀錄，重獲安寧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