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或表現 —— 民主、專制的依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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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羅斯示威者要求總統盧卡申科下台。盧卡申科曾斥示威者為罪犯、失業者。 圖片來源:路透社

假如「我討厭政治」是政治冷感者的格言,「我討厭示威」必然是獨裁者心底話,甚至公開詆譭示威者亦有之。按獨裁者的理解,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不時上街示威,豈非令國不成國?「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專欄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 Sheri Berman 撰文解釋,示威之所以有利民主政體、威脅獨裁統治,是因為民主制具更大合法性,而獨裁者只能以政治表現維持統治。

近年不時出現美國衰落的討論,美國應對武漢肺炎的表現,便成為「佐證」之一。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員 Peter Rough 今年 3 月同樣發表於「外交政策 」的文章,就指「中國在針對美國的全球宣傳戰中,特別擅長利用病毒問題削弱民主國家」。此外,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又將發生在美國的 BLM 抗議活動,描繪成又一個美國衰落的跡象,「反映民主體制的弱點及帶來的混亂」。

Berman 則認為,即使杜林普政府在抗疫問題上,顯示出美國民主制度有嚴重缺陷,但近期發生的事件,仍能反映其潛在優勢,以及優於獨裁專制。她以政治體系的合法性為起點,指出特定政治制度要取信於公民,在於其宗旨、原則及目標,而非政府表現起伏、短期經濟波動、特定政策或特定政治領袖的管治。她又引用已故美國社會學家 Seymour Martin Lipset 的闡述,指相關體系「有能力產生並維持『現有政治制度,是最適合社會的制度』此一信念」。

當民眾不再支持專制政體,獨裁者便要以政治表現尋求國民認受。若表現不理想,該政權可能受到挑戰。 圖片來源:路透社

美國民主制度,便符合上述描述。Berman 指,即使人們對民主機構的運作愈來愈不滿,但大多數美國人依然認同,民主是整體而言最好或最合適的制度。鑑於其以相對穩定的政治價值觀及身份為基礎,而非只適用於衡量特定短期事項的結果,因此合法性相當持久。加上民主制度容許公民通過抗議、建立公民社會、媒體報道等多種方式表達不滿與訴求;又可利用選舉等制度內的方法,令政治領袖及政府向人民負責,從而增強其合法和持久性。民主制度毋須打破系統本身,只需根據機制提供的渠道「自我糾正」,或能適應新訴求與挑戰。

非民主政權亦可能擁有合法性。Berman 舉例,20 世紀初至中期,共產主義成功打敗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及亞洲的腐敗政權,並宣稱其主張是「向前邁進」、承諾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符合現代的制度。因此,少數俄羅斯、東歐及中國人當時可能相信共產主義。然而,Berman 認為共產主義政權至 20 世紀末,已失去原本可能擁有的一切合法性。一旦公民不再對共產主義抱持固有的信任,共產主義政權便失去憑藉,隨之跌入其他獨裁政權共通的潛在危機:變得脆弱。

失去制度合法性的政權,不得不尋求「政治表現合法性」,以證明自己仍然值得擁有權力。到了這一步,該國公民支持政權,並非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受實際成果牽引,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秩序、保護受威脅群體的利益以及擊敗外敵等,都是「政治表現」的指標。與民主制度所達致長期而穩定的制度合法性相反,單靠「政治表現」取得的合法性,需要不斷重新接受檢視。故 Berman 認為,其持久或可靠程度,不如前者。假如獨裁政權未能證明有更好的表現,例如不斷改善國民生活條件,便要以武力維持執政地位

短期看來,武力維繫政權相當有效。但從長遠角度,政權動用武力會增加社會的怨恨及分歧,進而有必要使用更大鎮壓力度來維持,帶來危險後果且成本極高。因此,獨裁政權可能會高舉民族主義,並結合政治表現及武力,以三為一的姿態說服國民:國家正受到威脅,而獨裁政權是保護人民免受敵人傷害的必要存在。Berman 認為,宣揚民族主義可能是專制政體長期存續的有效方式,但同樣危險且成本高昂。一旦名為民族主義的猛獸出籠,便難以馴服,並且容易導致內部、外部衝突,反過來威脅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