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是我？」這是飽受痛苦煎熬的人常有的抱怨，往往叫陪伴在側的至親不懂回應。南韓從事人權工作多年的社工嚴寄鎬著作「痛苦可以分享嗎？」觀察分析，遭逢厄運或罹患惡疾的人，經常發現言語不足以表達自身痛苦，以致跌入苦不堪言的絕望，換成向身邊人埋怨和發洩，親友要不是跟著情緒崩潰，就是避之則吉，結果更叫受苦者孤立無助。那麼我們該如何分擔彼此的痛苦，才能夠做到互相扶持，不至於拖垮對方？
摧毀自我對話空間的痛苦
在正向思考的推使下，很多人總是理所當然認為，受苦的人應該積極向前，嘗試思考痛苦背後的意義。嚴寄鎬指出，當我們說某事某物有其意義時，通常都是來自它的正面結果，譬如是讓人領略到某些教訓，或者對生命意義有感悟，這些「收穫」讓人相信受苦都是值得。
可是，現實中不是所有痛苦都有正面結果，有時苦難是壓倒性的、或是無妄之災，使人窒息得難以承受，完全找不到因由和出口，即使如何反求諸己也是徒勞無功。有些苦難甚至沒完沒了，使我們難以總結經驗，只能夠被動承受，喪失主動應對的空間。
正如很多學者研究人類的殘酷體驗時發現，個人在「絕對的痛苦」面前，是遍尋不到任何意義，只能夠熬過去。痛苦的「無意義」也會破壞自我對話的可能，無論如何發問「為甚麼是我」或「為甚麼會這樣」也找不出答案。除非內心足夠強大，否則通常都無可避免地感到空虛絕望。
書中一名家庭接連遭逢厄運的事主便慨嘆：「我只想沉睡，因為一睜開眼睛又會繼續想。但是想了不會有改變，也根本想不出甚麼結論，就算真的有，都是些沒有甚麼用的念頭。這樣一看，其實思考最是累人。」
當至親淪為宣洩出口
痛苦可以剝奪當事人的自我對話能力，也破壞與他人的溝通橋樑，甚至不自覺趕走了扶持自己的至親。嚴寄鎬憑藉豐富的社工經驗發現，類似的悲劇其實相當普遍。
求助事主在熙的母親整輩子操持家計、活躍社區，但在 70 多歲時突然倒下、百病纏身，加上治療過程意外頻生，叫她連連抱怨。她經常向家人嘮叨身體有多痛，家人起初也細心傾聽，但隨時間過去，他們再難抵受她日復日的抱怨，漸漸敷衍了事，只會說這是常見老人病，叫母親看開一點，但母親聽後更覺委屈 —— 我已經夠慘了，家人居然不明白我、不站在我身邊。
無法排遣的痛苦與被世界遺棄的孤獨感，很快便轉化成憤怒，令在熙媽媽經常大叫大嚷，每天與老公吵架、對子女謾罵：「還是要大小聲發洩一下呀！不然怎麼撐下去？」這句話充分反映她再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痛楚，只能夠不時放聲呼救，或者拿至親當成宣洩的出口，發出無意義的咆哮，結果使家人的情緒都一同被拖垮。
一直陪伴在側的在熙心力交瘁地說：「簡直是活受罪，因為她憤怒的對象裡頭，有很多是我愛的人，聽到我愛的人對其他我愛的人宣洩憤怒，真的讓我又絕望，又難受。」
可否和我外出散散步？
類似案例在現實中比比皆是，受苦的人無法獨自承受痛苦，於是尋求至親來分擔，奈何痛苦難以言傳的性質，容易令至親淪為情緒勒索和宣洩的對象，破壞雙方關係，使得當事人與陪伴者的世界一起崩潰，深刻地體現「久病床前無孝子」的悲劇。
要解開這道死結，嚴寄鎬提醒，為陪伴者提供支援極為重要，否則他們獨力難支，但我們過去經常把焦點放在受苦者身上，而忽略這個關鍵。在熙平日負責照料病重的母親，而兄弟姐妹從外地回家時，對在熙的關懷也不亞於對母親，每次團聚也會帶在熙抽離原來崗位。
作者還提出另類減壓建議，叫受苦者多外出散步。雖然很多人也會尋找同路人互相扶持，譬如參加病人互助組織定期聚會，但當自己的想法被他人指指點點，長遠也可能叫人倍感挫折和壓力，話題聚焦在痛苦根源也未必是出路。
相反，外出散步每每有助當事人分散注意力，把焦點從自身煩惱轉向外部世界，不會老是談自己，反而會拿外在事物閒聊，與同行的人談天說地。這樣不但有助改善心境，重建與外部世界的連繫，最終或可讓當事人不只看到自己，也留意到他人的難處以及其痛苦的掙扎，從而抵消「只有自己受苦」的孤獨感。
除了修補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受苦者亦應該重建內在的對話空間，學習適度的自救。作者認為，寫作和閱讀都是很好的工具，讓人有機會冷靜抽離，有助從第三身視角重新審視自己，使人不至於過度沉溺於痛苦。這不是說要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出版成書，寫作的目的也不是說服別人，而是全心關照自身，將其當作人生的「省察工具」，寫日記便是其中一種很好的習作。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自傳體作品興起，某程度便是基於當時的人愈來愈「想暸解自己、想活得像自己」，於是觀寫記錄自己的生活，然後加以反思，寫作也因此孕育出近代的主體意識。近代哲學家伊拉斯謨（Erasmus）和帕斯卡（Blaise Pascal）飽受疾病折磨，於是以寫作記錄身體狀況和感受，梳理自身問題，自我療傷。即使無法得出答案，過程中也可成為自己的最佳陪伴者，在苦痛中重新認清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