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含劇透，請斟酌後閱讀。）
2020 年台灣電影「無聲」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某聽障學校的集體性侵案，事件橫跨多年，牽連案件總計幾百宗。多個因素的重疊使錯誤與扭曲一再擴大，導致一連串悲劇發生。
電影描寫了不同悲劇，各方碰撞與重疊後，組合成一個更巨大的結構性悲劇。一是體制糾正機能失效的人為悲劇，美術老師侵犯學生後，學校只管掩蓋醜聞，沒有懲處該老師，也沒有關懷受害的學生；二是怨恨循環的倫理悲劇，受害學生為了壓抑心理創傷，自己成為加害者的角色，侵犯其他學生，又強迫被侵犯的學生去侵犯其他學生，於是加害者與受害者身份成為轉化的循環；三是歧視與誤解的社會悲劇，聽障學生無法順暢地表達自己，一般大眾甚至部分老師也無法理解聽障學生的想法和困難，結果他們愈發被壓抑，被社會遺棄。
結局裡，主角貌似獲得新生，在車廂裡一起快樂地玩鬧，但後排某學生仍未走出陰霾，望向旁邊的同學，眼神流露著猶豫，電影就在這一剎那結束。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的結局在一般的復仇劇中或者說得通，但在此故事中，筆者很難同意這種收尾的方式。因為仇恨可以是一種抉擇，要恨或不恨、要放開或執著，可以是個人的心理狀態和行為選擇，但故事的事件中並非如此。
學生間的加害與受害循環只是悲劇的催化劑，主因是體制內的糾正機能失效，當權者以個體的犧牲換取共同體的表面穩定，間接產生不幸的連鎖。如果學校一開始沒有姑息犯下惡行的老師，如果社會和老師有嘗試理解受害者的創傷與其聽障的身份，結局肯定不會一樣。能不能斬斷悲劇的連鎖，不是決定於個體有沒有放下仇恨，而是體制能不能有效地處理內部矛盾。
如果將焦點單純放在個人層次上的抉擇，只會進入「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分類遊戲。讓受害者成為報紙頭版，消費悲劇的剩餘價值；讓曝光的加害者背上所有責任，然後殺頭示眾。正如在行政與司法機關崩潰的社會中，批評民間私刑的暴力根本毫無意義。在說出「總之打人就是不對」前，更應該反思社會體制，是不是已經爛得沒有提供私刑以外的出路。香港人在這個邏輯的體驗上，現在很有心得。
電影出色的地方是呈現了悲劇的多重成因，總體跨越了「加害者／受害者」的構圖，呈現了無數的錯誤累積後會成為一個如何難解的結。然而缺失的地方是描寫顧此失彼，每一個方面都留了三分，而結局再次收束到「加害者／受害者」的關係裡。
筆者反而想看多點王老師的心理描寫，如果新校長又是另一個官僚，他會繼續留在體制裡抗爭，還是會對體制徹底失望，發動總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