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是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他啟發了 1989 年的天鵝絨革命，引領捷克人民走向民主自由。他的著作仔細講述極權之下人民生活的面貌，並道出極權的本質，是很多抗爭者必讀的作品。在 1988 年，他撰寫題為「故事與極權主義」（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的文章，講述極權為何竭力刪除平民的故事。在此向一眾守護真相和故事的人致敬。
文章以哈維爾一個朋友的遭遇開始，他朋友有嚴重的哮喘病，但因為政治原因被送進監獄。由於倉友們都抽煙，他受盡折磨，呼吸十分困難，但多次申請調倉均被無視，健康和生命受威脅。一名美國人知道事件後，聯絡了一所美媒的編輯，看看可否喚起更多人關注，然而編輯回覆：「他死了才找我」。哈維爾聽到朋友遭遇後表示震驚，但又能理解，因為新聞報章需要故事，但哮喘不是故事，死亡才是。
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間西方新聞社長期進駐，相比起來，黎巴嫩國家規模小得多，卻長期有過百間機構駐紮，因為那裡有戰爭、謀殺、死亡，每天充滿「故事」。而捷克斯洛伐克就像哈維爾朋友的哮喘病一樣，平淡無奇，街上沒有恐怖分子，沒有大型貪腐醜聞，沒有武力示威，甚至全球因為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和愛滋病陷入一片慌亂時，當地根本沒有這些問題。哈維爾認為這種模糊的靜止狀態，不是由於社會太平，而是政權有系統地消滅故事。
在 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剛進入共產時代，全國都各地出現集中營，關押了很多無辜的人，看守他們的青年人會高唱共產主義歌曲，戰機經常在邊界上空巡邏，每天都有人被行刑，但國家總統卻可以大模廝樣在街上行走。50 年代是很壞的年代，但終究人們仍然可以與過去比較。可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令政權明白到，不能依賴革命熱情和恐懼來控制人民，只要人們還保留自己興趣和意見，政權就會受到威脅。
政權發展出先進而穩定的極權體系，捷克斯洛伐克並非沒有戰爭與死亡，只是由本來震撼、可視的，轉化為一種緩慢、隱形和不見血的形式。很快人們再聽不到紅歌，也聽不到人們的哀號，革命熱情被置換成官僚主義，可怕的酷刑室變成冰冷的辦公室，裡面坐滿了面目模糊的公務員。所有公共活動變得沒有起承轉合，沒有節奏，沒有張力，沒有神秘感。國家歷史失去故事性，變成年曆上的各種紀念日和政治會議。
慢慢地，人們的生活失去故事，也喪失了歷史感。日復日，年復年，人們忘記自己何時何地經歷過甚麼事，每年之間究竟有甚麼變化，或許這已變得不再重要。人們陷入一種社會虛無主義，哈維爾形容這種狀態為集體消亡（collective deadening），政權彷彿把時間和生命國有化，人民變成枯燥而單一的機器，直到一天這部機器完成工作，在寂靜中消逝。極權帶來的虛無主義，可以比核事故和愛滋病更可怕。
諷刺地，只有在監獄時，哈維爾才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故事性。幾乎每名囚犯都能講出豐富多彩的過去，他們人生不像模稜兩可的官方文件，能展現人類的獨特一面，頑強對抗極權主義帶來的虛無。在他眼裡，街上的人才是真正被哮喘病所折磨，每天過著單調乏味、整齊劃一、像奴隸般令人窒息的生活。他認為這也合乎邏輯，當政權追求單一服從，權力入侵各個私人領域時，展現多元性和獨特性就是一種罪。
哈維爾認為，刪除故事，就是刪除人們的知識和自我認知，因為人們要透過故事和歷史來感知生命。更可怕的是，這種無聲滅絕難以被外人知道，對很多遊客來說，捷克斯洛伐克只是一個沉悶和貧窮版的瑞士。人們要麼直接經歷這種滅絕的狀態，要麼對此一無所知。結語中，哈維爾強調，他不認為極權主義是人類文明的終結，只是希望人們知道一場場無形戰爭，正在極權國度上演。人們最基本要做的，是要講出自己的故事，就如文章開首哮喘病的故事，以證明自己的心靈還未死去。
哈維爾在 1988 年發表這篇文章，然而他或許沒有預料到一年後，1989 年 12 月，捷共倒台，結束了超過半世紀的極權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