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獨裁國家,為何依然會有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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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秘魯前總統莫拉萊斯(左)與時任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出席不結盟國家峰會(Non-Aligned Countries Summit)。當莫拉萊斯於 70 年代末推翻政權上任後,不少商人決定大舉投資。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在獨裁國家,人們的基本人權難以得到保障,當中包括財產權。在極端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運用政治影響力,剝奪異見者的專業資格,令他們失去生計;又可以肆意凍結、掠奪人民辛苦積累的財富,壓榨他們最後的生存空間。然而,在此等政治環境下,依然會有投資者願意押注到當地,有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就試圖剖析他們的心理。

2019 年,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Michael Albertus 和圖盧茲經濟學校助理教授 Victor Gay 在學術期刊 Economics & Politics 撰文,分析獨裁國家裡的私人投資行為。傳統政治學家認為,非民主國家對個人財產權缺乏制度保障,而且政權交替的機制不明確,政策更有可能朝令夕改,投資環境遠不及民主國家穩定,故此經濟發展難以突破到中高收入水平。

可是,慢慢有學者發現,非民主國家也可以細分出不同類別。有些領袖較有遠見,明白若有穩定的投資環境,管治集團獲得的利潤遠比掠奪民眾來得更多。部分國家會有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平台,例如有透明度高的立法和司法機關,發展出政黨政治,資訊大致流通,民眾甚至可以組織起來,制約政府不合理的施政。最經典的例子就有上世紀 70 至 80 年代的亞洲四小龍

上述的政體可以被劃為專制政體(authoritarianism),已經有很多學者研究過當地的投資行為。但對於一些政治環境更極端,權力更定於一尊的獨裁國家(dictatorship),有關的研究少之又少。Albertus 和 Gay 就發現在一些獨裁國家,私人投資依然是當地經濟重要支柱,此發現與傳統政治學家認為獨裁政府難以吸引外資有所出入。

他們整理出 1970 年到 2002 年的 30 個獨裁政府,當中部分是重複但不同政權的國家,其私人投資均佔國家生產總值 11% 或以上。表現最好的是 1991 年的泰國和 1987 至 1992 年間的賴索托(Lesotho)。有些國家在統計期前 10 年已經歷 3 次政變,但依然吸引到不少私人投資,例如 1976 至 1982 年的阿根廷軍政府,私人投資依然佔國家生產總值 16.96%;而 1985 到 1991 年非洲毛里塔尼亞(Mauritania)軍政府也有 17.47%。

經過個案分析,他們嘗試建立出一套數學模型作解釋。投資者對未來的政局充滿不確定性,當中包括未來領袖會不會更獨裁、承諾的惠商政策又會否兌現。因為難以談將來或願景,所以他們會進行更多獲取短期回報的即時投資,在有限時間內將利潤最大化,這比起等待下一任政府上場才投資來得實際,正如 Albertus 和 Gay 的文章標題:「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No better time than now)。

他們又以 70 年代末秘魯的莫拉萊斯(Morales Bermúdez)政權來呈現背後的張力。其上任總統貝拉斯科(Velasco Alvarado)作風激進,反對傳統商界精英,把銀行和石油公司國有化,又掠奪土地。當他在 1975 年病倒時,被莫拉萊斯發動政變推翻。莫拉萊斯過往以務實和保守見稱,並反對工會勢力。很多商人見狀,就決定盡快加大投資,由於他們不知道下任領袖會否是個激進政客,所以想乘著政局比較安定時榨取更多。

很多商人的投資最後得到回報,莫拉萊斯委任很多工業家入閣,又推出很多工業優惠政策;可是也有很多投資者損手爛腳,在莫拉萊斯的第一年任期,政府吞併了不少土地。直至 1978 年,秘魯面對經濟危機,莫拉萊斯撤換與商界關係密切的工業部長,致使商界領袖反對莫拉萊斯管治,最終他在 1980 年交出權力,秘魯亦過渡到文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