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前宣稱全國成功脫貧，再無地區陷入絕對貧困。今年無懼疫情，堅持推進脫貧工作的中國政府，自然樂意與各國分享其「成功經驗」。早在好消息公佈前的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便舉行為期兩日的「擺脫貧困與政黨的責任」國際理論網上研討會，邀請百多個國家約 400 名政黨代表和駐華使節參與。「經濟學人」文章分析，中共正以致富為主題，吸引不滿民主制度的外國政客。
外交上，中國似乎對西方及非西方國家分別採取不同姿態。不少報道認為，中國對前者施以戰狼外交，對後者則溫和得多，傾向宣揚中國治理體系如何優越，認為中國富起來的方式，可以用來幫助其他國家。部分來自多黨制民主國家的政客，對此顯得十分受落。肯雅執政銀禧黨（Jubilee Party）秘書長 Raphael Tuju 便在這場研討會上指，中國共產黨是他心中的模範。早在 18 年 7 月，他已曾在內羅比一個論壇上提及要向中國借鑑，又指為增強黨的力量，「銀禧黨正探索建立黨校，向黨員灌輸黨紀文化的可能性」。
儘管中國領導人曾在 2017 年揚言「不會要求其他國家仿傚中國」，但「經濟學人」文章認為，中國外交部其實一直致力輸出「中國模式」。例如，在政黨層面上，就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負責爭取外國政黨支持。中聯部之所以適合相關聯絡任務，是因為該部門並非國家組織，不直接以國家身份代表中國，故要爭辯其身份、層次，只會徒然。不過，報道認為中聯部作為黨的組織，事實上具相當大的權威，不但與中國外交部密切合作，亦會互調成員。
據報，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中聯部便對外宣傳中國如何抗撃疫情及成就。安哥拉、剛果、加納、莫桑比克、巴拿馬及委內瑞拉的執政黨官員，均有參與由當局設計、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的課程。此外，當局經常在官方網站宣傳中共與外國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交流，例如 2018 年坦桑尼亞舉行「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非洲專題會」，出席者包括中聯部部長宋濤，以及坦桑尼亞、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及津巴布韋的執政黨官員。中國又資助坦桑尼亞 5,000 萬美元，建立以該國首任總統 Julius Nyerere 命名的思想學院。
加納、肯雅及南非等民主國家，亦會資助執政黨成員前往中國，研究政黨建設及管治。這些外國政黨並不囿於左右意識形態；中間偏右的加納執政新愛國黨（New Patriotic Party）便在 2018 年派員到中國學習「意識形態強化」技巧。而加納前執政黨全國民主大會黨（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亦派出數十人往中國參與此類培訓，更在加納設立領袖培訓學校，採用中共設計的教材。
不同國家的政黨之間，固然可以有正常的交流活動，但甚為頻繁密切的交流，則難免令人疑惑其用心。學者 Christine Hackenesch 及 Julia Bader 於「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發表文章，指 2012 至 17 年間，中共與外國政黨的高層之間，黨對黨會議數量增加 5 成以上，達到每年逾 230 次。捷克漢學家馬定和（Martin Hala），同時是觀察中國在中歐活動的組織 Sinopsis 成員。馬形容，中共與外國政黨的交流模式，是「新共產國際」—— 即類近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
然而，「經濟學人」文章認為，與蘇聯輸出共產主義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向外國宣揚共產主義。相反，其目的乃強調一個國家即使沒有民主，亦能富起來；這種想法正好吸引一些厭惡受民主制衡的外國政客注意。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2018 年曾撰文評論：「中國輸出其政治價值觀，一則為支持其他專制的政治領袖，二則是要破壞國際法、威脅其他國家的主權。」西澳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 Mark Beeson 則如此闡述易明的見解：「對一些觀察人士而言，這是威權主義及非自由統治廣泛興起的預兆。許多威權主義國家可能同時崛起，將對美國及其自由民主國家盟友的主導地位，構成實質與思想兼具的重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