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祝勇為中國作家、學者、紀錄片工作者，他善於在芸芸的文物中，在微小的物件中找到脈絡，發展出動人的故事。身為故宮的專家，他於龐大的史料寶藏中，尋找遺落的線索，娓娓道出歷史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向。祝勇文集現已出版七冊，分別聚焦故宮古物的歷史和美、中國古近代史以及故宮六百年的前世今生。下文節錄自「隔岸的甲午」中「日本的偉大特權」一章。）
早在幕府末期，長州藩士吉田松陰就立志把歐美列強當乾爹，把自己從「治於人」的地位上解救出來，變成「治人」者。為此，他制訂了成為亞洲霸主的「六部曲」。明治維新伊始，西鄉隆盛等人又主張征服朝鮮，用武力打開朝鮮大門，並為在軍事現代化改革中失去特權的舊武士牟取生計，解決國內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1885 年，樽井藤吉發表「大東合邦論」，號召日本與朝鮮合併成一個牢固的亞洲強國。這一年，福澤諭吉在他發表的「脫亞論」中否定了樽井藤吉的觀點，認為朝鮮太落後，與這樣的國家聯合是可笑的，應擺脫亞洲這個爛泥潭，加入到歐洲陣營中去。
與福澤諭吉相比，就讀於劍橋大學的稻垣滿次郎更深謀遠慮，因為在比學趕超西方列強的熱潮中，他不僅有箭豬般的激情，還有鱷魚般的冷靜。當人們在福澤諭吉的煽動下把目光投向西方，稻垣滿次郎則看到東方才是真正的福地。投奔西方只是出發，返回東方才能算是抵達。在甲午戰爭前兩年出版的「東方策」一書中，他已經預言了今天的事實，那就是：世界政治的中心正在往亞太地區轉移。在亞太地區的競爭中取得優勝的大國註定會成為下個世紀的主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日本必須努力增強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為了推行他們的擴張主義，對中國有深入研究的岡倉天心又給野心膨脹的日本提供了一副更加生猛的理論藥方，就是「日本的偉大特權」。這一「偉大特權」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流貫著印度、韃靼的血，我們從這兩方面汲取源泉。我們能夠把亞洲的意識完整地體現出來，這是我們與這種使命相適應的一種遺傳。我們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無與倫比的祝福，有著未曾被征服過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們有著在膨脹發展中作出犧牲而堅守祖先留傳下的觀念和本能這樣一種島國的獨立性，我們就能夠使日本成為保存亞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儲藏庫。而在中國，王朝的覆滅，韃靼騎兵的侵入，瘋狂的暴民的殺戮蹂躪——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捲了全土。在中國，除了文獻和廢墟之外，能夠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榮華、宋代社會的典雅的一切標記，都不復存在了。
日本就這樣被他們想像為新的「中央之國」，亞洲的一切秩序，都是圍繞日本這個中心來構建的。無獨有偶，德國納粹也宣揚「種族優越論」，認為只有日耳曼人與雅利安人才是上蒼賦予了「主宰權力」的「優等民族」，有消滅和奴役劣等民族的權力。美國著名學者、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在分析日本民族主義內核時認為，西方種族主義一般以一個具體鮮明的劣等「他者」來襯托，主要表現為對自我的高揚甚至崇拜。在對其他種族的貶低和偏見方面，日本人和別的民族相比也毫不遜色。 德日好像都意識到自己的特異功能，準備聯手主宰世界了，只是這種不可思議的自我膨脹中，早已預埋了他們的悲劇。
對當時的日本來說，這種「優越」還停留在嘴上。那是岡倉天心精心搭建的「東洋的理想」。為了讓理想照進現實，他們必須擴充軍備。維新僅僅一年後，日本就從美國購進鐵甲艦東艦，海軍建設開始起步。1870 年，兵部大輔前原一誠提出擴建強大海軍的計劃，建議用二十年時間，建造 200 艘大小軍艦，其中鐵甲艦 50 艘，以七年為一期，分三期實施。1874 年，日本海軍羽翼未豐就開始了侵略戰爭，把大清帝國的領土台灣當作它的第一個目標。當時日本並不是大清對手，但大清帝國正沉浸在「同光中興」的盛世中，致力於「和平崛起」，加之俄國人在新疆的牽制，於是，在佔盡優勢的前提下，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簽訂「北京專約」，向日本服軟，賠償 50 萬両白銀。
這讓日本人第一次嘗到了戰爭的甜頭，也看到了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從此對它不再恐懼。
「北京專約」的簽訂，讓李鴻章無比失望。他揮筆，給哥哥李瀚章寫信，忿忿地說：「甘允『保民義舉』，不指以為不是，猶要出五十萬，猶以為了結便易，庸懦之甚，足見中國無人，能毋浩嘆！」在他看來，不教訓日本也就罷了，還倒貼五十萬，以為這樣就能一了百了，荒唐可笑之極。他不服，甚至打算不認帳，決計「翻改前約」。
1879 年至 1880 年，日本陸軍就制訂了第一份「對清作戰策」。其內容是派遣三個師團佔領大連灣，並同時襲擊福州，然後「一舉攻克北京，迫定城下之盟。」這是近代日本制訂的第一個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整整早十五年。
1887 年初，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小川又次局長制訂了「清國征討方略」，提出乘中國還沒有覺醒，先「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其不能活動」。力主政府「以五年為期作為準備，抓住時機準備進攻」，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侵華戰爭。「清國征討方略」還提出：佔領中國後，要將華北和華東的部分地區、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舟山群島、澎湖群島、台灣全島以及長江下游沿岸左右 39 萬公里之地，全部併入日本版圖。然後再將中國大陸分割為大小不等的五個小國，指定既有影響、又聽從日本指揮的人做國王。
「清國征討方略」不僅是一個全面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而且還是一個殘酷分割、滅亡中國的完整方案。
1890 年，山縣有朋出任日本首相，在首屆帝國議會上發表了 15 分鐘的施政演說，題為「國家獨立自衛之路」，氣宇軒昂地提出「保衛利益線」理論，在他看來，國境以內的區域是「主權線」，在此之外，「還必須保護與主權線的安危有密切關係的區域」，就是所謂的「利益線」，宣佈「日軍擔負守護主權線和保護利益線的重大責任」。「主權線」不必多說，「利益線」則彈性很大，根據山縣有朋解釋，「主權線的外側即利益線」，只是這個「外側」不知到底要「外」出多遠，至少在當時，山縣有朋還算「有所保留」，這個「主權線的外側」只畫到了朝鮮半島，他說：「保護在朝鮮的利益是維持日本帝國與諸歐洲列強對話不可欠缺的條件。」「利益線」理論的出籠，標誌著近代日本「大陸政策」（即由遼東半島入侵中國，進而佔領整個亞洲地區的政策）的正式出台。
就在甲午開戰前兩天，德富蘇峰曾經堅定地說：「我不主張為了戰爭而戰爭。我也不提倡搶奪他國的土地。但是我堅持要求對中國作戰，為的是把日本從一個迄今向內收縮的國家改造成為向外擴張的國家。」
他滿懷豪情地預言：「毫無疑問，我們未來的歷史將會是日本人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個個新日本的歷史。」
此時的大清帝國居然還沉浸在自己的大國幻覺裡，不屑於向大海中的那個島國看上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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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一場改變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
為甚麼日本可以憑明治維新徹底蛻變，中國卻一敗塗地？
中國往往比日本先走一步，但最後總落後於日本，由最初的東亞軍備大國，逐漸步向最大的失敗者；反觀日本，一次黑船事件，就開啟了他們躋身國際列強的決心，徹底改變了日本的命運，為甚麼日本做到了，但中國卻失敗？是因為中國沒有吉田松陰、伊藤博文嗎？還是因為日本的船比較堅、炮比較利？
作者清楚地告訴我們，甲午之敗，不是軍事之敗，而是制度之敗、從裡到外的敗壞導致這次慘敗：「這個帝國最大的癥結，在於「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對於這場戰爭，清國民眾居然採取一種冷眼旁觀的態度，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他們不知戰爭為誰而打，不知自己對於國家應該負有的一份責任。」
祝勇重訪多個甲午戰爭的日本遺址，為讀者印證歷史的印象，同時以文字重塑史詩般的戰爭，一手帶領讀者親歷其境。
- 書名：「隔岸的甲午」
- 作者：祝勇
- 出版：CUP 出版
- ISBN：978-988-79699-0-7
- 定價：港幣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