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對於殖民歷史到底孰好孰壞,社會各界吵得臉紅耳赤,尤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人士,每每想起「國恥」、「洋奴」、「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恨得牙癢癢。不過,澎湃的民族主義,似乎要拜昔日的殖民主義所賜。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特約編輯、地緣政治學學者 Francis P. Sempa,就撰文介紹有「圍堵政策教父」之稱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 Nicholas Spykman 於 1926 年發表的文章,解釋殖民主義如何在亞洲各地催生本土思潮和民族主義。
20 世紀初,殖民主義仍在亞洲盛行,Spykman 當時形容,亞洲與西方的關係,超越西方帝國主義與亞洲民族主義之間的政治碰撞,進入亞洲回應西方列強經濟、文化滲透的「衝突局面」(conflict situation)。他解釋,西方殖民強權初期以犧牲對手利益、為本國牟利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姿態進入亞洲,經濟掛帥,未有太影響當地文化發展,及後則轉變成「資本帝國主義」(capitalist imperialism),謀求「徹底改變本地經濟」,同時更多干涉當地文化。
Spykman 以英國及荷蘭的殖民地政策為例,指兩國原本在亞洲與當地統治者建立政治關係、取得政治權力,只是其壟斷貿易的手段。他們與地方領袖簽訂貿易合約,而其監督履約的權力,又逐漸擴張成操控地方政治的權力。這種政治控制只體現於現有地方治理系統上,建立白人為中心的政府,而非直接干預當地人民的生活。Spykman 指,在此期間,西方的文化及特質開始傳播至其他地方,但仍無意改變本土社會。
殖民勢力轉向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情況便截然不同。Spykman 指:「資本帝國主義的全新生產模式,介入原住人民的生活,影響深遠…… 且積極改變土著文化。」Spykman 所指的「介入」、「積極改變」,會否只是殖民主義侵略的託辭?Sempa 的文章指出,Spykman 認為正正是外國對亞洲文化的滲透干涉,促成亞洲的民族主義發展。因為資本帝國主義下的殖民政策,「涉及在學校、經濟生活中引入外語,西方思想得以流入至『本土意識形態』。西方的經濟思想、商品及工具背後,均代表著新工作模式、新社會秩序,是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系」。Spykman 形容這個過程為資本主義入侵(capitalistic invasion)。
多數原本處於農業社會的印度、爪哇殖民地,在新社會經濟秩序下,迅速轉變成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隨著資本主義深入社會、產業逐漸增長,這些地方就需要行政上更有力的政府,包括培養強大的官僚機構。而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殖民地官僚機構,則愈發介入原住人民的生活。Spykman 似乎不以殖民地主義為西方文明的恥辱,更視之為一種助力;並指,「亞洲文化受外國滲透後,進入了『社會學的表達』(sociological expression)。亞洲國家為回應西方的經濟、文化介入,當地群體開始團結起來,壯大成持續擴張的民族團結情緒。當文化衝突演變成政治衝突,亞洲人民面對外國文化進佔,便渴望自治,以政治方式,捍衛自身文化。」
文章認為,亞洲民族主義原先只是模糊不定的社會騷動現象,而後逐步發展為有清晰議程、組織的運動。「民族主義的政黨,在印度和爪哇島建立。那些民族主義運動不單純從政治出發,追求自治或統治地位,更是同時主張政治、文化獨立。他們希望獲得政治權力,藉此抵禦西方殖民統治者帶來的文化。」然而,Sempa 認為亞洲民族主義者歡迎西方科學技術,卻拒絕隨殖民主義一併傳入的西方價值觀。Spykman 形容:「亞洲民族主義者希望各取所長(the best of both)—— 西方技術與東方價值觀,產生一種新文化。」
一些亞洲民族主義者認為,西方長於技術,而本土價值觀更優越。Spykman 指,當地領袖對西方價值觀深表懷疑,更在與西方國家戰爭的後期深信,西方的道德倫理有根本缺憾。Sempa 回顧 95 年前這篇文章,便引 Spykman 所揭示的舊貌況今,認為可助西方理解其與印太國家的關係。例如,自毛澤東逝世以來,西方國家一直以為,只要輸出資本主義經濟與西方文化,就能驅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但 Sempa 提醒,過去這種設想,實是低估了中國通過政治力量捍衛自身文化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