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對於殖民歷史到底孰好孰壞，社會各界吵得臉紅耳赤，尤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人士，每每想起「國恥」、「洋奴」、「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恨得牙癢癢。不過，澎湃的民族主義，似乎要拜昔日的殖民主義所賜。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特約編輯、地緣政治學學者 Francis P. Sempa，就撰文介紹有「圍堵政策教父」之稱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 Nicholas Spykman 於 1926 年發表的文章，解釋殖民主義如何在亞洲各地催生本土思潮和民族主義。
20 世紀初，殖民主義仍在亞洲盛行，Spykman 當時形容，亞洲與西方的關係，超越西方帝國主義與亞洲民族主義之間的政治碰撞，進入亞洲回應西方列強經濟、文化滲透的「衝突局面」（conflict situation）。他解釋，西方殖民強權初期以犧牲對手利益、為本國牟利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姿態進入亞洲，經濟掛帥，未有太影響當地文化發展，及後則轉變成「資本帝國主義」（capitalist imperialism），謀求「徹底改變本地經濟」，同時更多干涉當地文化。
Spykman 以英國及荷蘭的殖民地政策為例，指兩國原本在亞洲與當地統治者建立政治關係、取得政治權力，只是其壟斷貿易的手段。他們與地方領袖簽訂貿易合約，而其監督履約的權力，又逐漸擴張成操控地方政治的權力。這種政治控制只體現於現有地方治理系統上，建立白人為中心的政府，而非直接干預當地人民的生活。Spykman 指，在此期間，西方的文化及特質開始傳播至其他地方，但仍無意改變本土社會。
殖民勢力轉向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情況便截然不同。Spykman 指：「資本帝國主義的全新生產模式，介入原住人民的生活，影響深遠…… 且積極改變土著文化。」Spykman 所指的「介入」、「積極改變」，會否只是殖民主義侵略的託辭？Sempa 的文章指出，Spykman 認為正正是外國對亞洲文化的滲透干涉，促成亞洲的民族主義發展。因為資本帝國主義下的殖民政策，「涉及在學校、經濟生活中引入外語，西方思想得以流入至『本土意識形態』。西方的經濟思想、商品及工具背後，均代表著新工作模式、新社會秩序，是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系」。Spykman 形容這個過程為資本主義入侵（capitalistic invasion）。
多數原本處於農業社會的印度、爪哇殖民地，在新社會經濟秩序下，迅速轉變成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隨著資本主義深入社會、產業逐漸增長，這些地方就需要行政上更有力的政府，包括培養強大的官僚機構。而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殖民地官僚機構，則愈發介入原住人民的生活。Spykman 似乎不以殖民地主義為西方文明的恥辱，更視之為一種助力；並指，「亞洲文化受外國滲透後，進入了『社會學的表達』（sociological expression）。亞洲國家為回應西方的經濟、文化介入，當地群體開始團結起來，壯大成持續擴張的民族團結情緒。當文化衝突演變成政治衝突，亞洲人民面對外國文化進佔，便渴望自治，以政治方式，捍衛自身文化。」
文章認為，亞洲民族主義原先只是模糊不定的社會騷動現象，而後逐步發展為有清晰議程、組織的運動。「民族主義的政黨，在印度和爪哇島建立。那些民族主義運動不單純從政治出發，追求自治或統治地位，更是同時主張政治、文化獨立。他們希望獲得政治權力，藉此抵禦西方殖民統治者帶來的文化。」然而，Sempa 認為亞洲民族主義者歡迎西方科學技術，卻拒絕隨殖民主義一併傳入的西方價值觀。Spykman 形容：「亞洲民族主義者希望各取所長（the best of both）—— 西方技術與東方價值觀，產生一種新文化。」
一些亞洲民族主義者認為，西方長於技術，而本土價值觀更優越。Spykman 指，當地領袖對西方價值觀深表懷疑，更在與西方國家戰爭的後期深信，西方的道德倫理有根本缺憾。Sempa 回顧 95 年前這篇文章，便引 Spykman 所揭示的舊貌況今，認為可助西方理解其與印太國家的關係。例如，自毛澤東逝世以來，西方國家一直以為，只要輸出資本主義經濟與西方文化，就能驅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但 Sempa 提醒，過去這種設想，實是低估了中國通過政治力量捍衛自身文化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