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管巨額財富,瑞士的銀行也許是世上最安全、保密的地方。名聞於世的瑞士銀行業保密制度,是該國成為全球最大離岸私人財富市場的關鍵。然而,保密制度也吸引了黑錢、壓榨本國國民所得的財富流入。瑞士資訊(SWI)報道,與委內瑞拉政權有關係的人士,挪用委國價值 90 億瑞士法郎(約 770 億港元)公款,分佈於數百個銀行帳戶,涉及 8 分 1 瑞士銀行。專家認為,事件反映當地反洗錢機制失敗的一面。
產油國委內瑞拉過去以石油致富,如今卻成為拉丁美洲最貧窮國家之一。據委內瑞拉安德烈斯 · 貝約天主教大學的「2019 – 2020 年國家生活狀況調查」顯示,該國高達 96% 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報道形容,大部分委國人民生活於經濟困境的同時,查韋斯(Hugo Chávez)政府時期崛起的「資產階級」(Bolibourgeoisie)卻憑藉與政權的緊密聯繫,將各類公款中飽私囊。為了掩蓋昔日的不法行為,大部分「資產階級」均利用瑞士金融市場管理財富,許多人現正於海外過著優渥生活。
早年,已有委內瑞拉高官利用瑞士銀行體系從事不法行為。2019 年,委內瑞拉前財政部長 Alejandro Andrade 在美國承認,2013 年查韋斯去世前後,曾通過瑞士的銀行直接受賄達 10 億美元,他因此被判處 10 年刑期。「日內瓦論壇報」(Tribune de Genève)今年 1 月則披露,蘇黎世警方及檢察部門查明,來自委內瑞拉、高達 90 億瑞士法郎的可疑資金已流入瑞士銀行體系,遍佈 30 家瑞士銀行共數百個戶口。法院目前僅下令凍結其中數億法郎,意味大部分資金持有人,仍能以私人名義揮霍這些公款。
瑞士巴塞爾大學刑法與犯罪學教授 Mark Pieth 批評,事件證明瑞士銀行監管失敗。「瑞士是全球極為重要的金融市場。我們理應有能力作適當監督,但監管系統效率偏偏不高。」他指:「銀行業跟委內瑞拉打交道時,應格外謹慎。過去已有瑞士銀行牽涉委內瑞拉挪用公款的事件。從委內瑞拉這類失敗國家(failed state)手上接受這些資金,是愚蠢的行為,任何這樣做的人都是在勾結腐敗政權。」
Pieth 表示,瑞士的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FINMA),要為問題負上部分責任。局方雖然可以警告銀行接受某項資金有風險,但最終決定權仍在銀行手上。「這就像要求賭場去找誰是賭博成癮的人,而銀行家們的職責本來就是要賺錢。」瑞士國內人道主義援助組織及 NGO,過去亦曾批評銀行業這種黑白通吃的「斑馬策略」(zebra strategy),即銀行既接受來自鄰國或大國的合法資金,亦從發展中國家手上接過黑錢。
瑞士人權組織 Public Eye 調查員 Adrià Budry Carbó 接受訪問時指,官方施加的反洗錢機制及懲罰,不足以威懾銀行業,他們仍會冒險接受不法資金。他解釋:「法庭仍然很難追究責任到底,高層的人往往推卸責任,聲稱自己一無所知。 」Public Eye 認為,金融市場監管局手段應更強硬,例如禁止被判罪成的銀行家經營相關業務,或撤回干犯條款的機構的銀行牌照。監察貪腐的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則有感單靠法律手段打擊洗錢活動並不足夠。透明國際瑞士分部主任 Martin Hilti 表示:「『反洗錢法』缺憾在於規管範圍太窄。很多銀行皆未遵守審查資金的義務,又未有履行向當局報告懷疑個案的責任。」
瑞士弗里堡大學經濟學教授 Sergio Rossi 坦言,是次委內瑞拉洗錢醜聞,「不是業界第一次的醜聞,也不會是最後一次。」Rossi 同意銀行未盡義務的說法。即使 2016 年以來,瑞士的銀行每年向洗錢監督辦公室(MROS)上報 120 至 170 億瑞士法郎可疑資產,不過 Rossi 提醒:「這與瑞士銀行的 3 萬億瑞士法郎存款相比只是九牛一毛,銀行業純粹藉此表明一下自己的合作態度,但為他們帶來最多收入的可疑個案,往往沒有上報。」他又稱,即使 2018 年國內銀行業引入信息自動交換機制,情況也沒有改變。
Rossi 形容,瑞士的銀行保密制度是一種商業模式。「銀行應向政府報告可疑個案,但他們害怕失去高資產淨值客戶,通常不會報告。儘管新一代銀行家比老一輩人更有道德意識,但他們顯然承受著壓力,擔心失去獎金、工作,導致他們鋌而走險。」Rossi 同時點出,整個業界的憂患意識,衍生出洗錢問題:「瑞士銀行業一直擔心失去競爭優勢。業界應轉向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業務,即使未來幾年可能蒙受損失,但長遠來看,我們還是會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