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管巨額財富，瑞士的銀行也許是世上最安全、保密的地方。名聞於世的瑞士銀行業保密制度，是該國成為全球最大離岸私人財富市場的關鍵。然而，保密制度也吸引了黑錢、壓榨本國國民所得的財富流入。瑞士資訊（SWI）報道，與委內瑞拉政權有關係的人士，挪用委國價值 90 億瑞士法郎（約 770 億港元）公款，分佈於數百個銀行帳戶，涉及 8 分 1 瑞士銀行。專家認為，事件反映當地反洗錢機制失敗的一面。
產油國委內瑞拉過去以石油致富，如今卻成為拉丁美洲最貧窮國家之一。據委內瑞拉安德烈斯 · 貝約天主教大學的「2019 – 2020 年國家生活狀況調查」顯示，該國高達 96% 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報道形容，大部分委國人民生活於經濟困境的同時，查韋斯（Hugo Chávez）政府時期崛起的「資產階級」（Bolibourgeoisie）卻憑藉與政權的緊密聯繫，將各類公款中飽私囊。為了掩蓋昔日的不法行為，大部分「資產階級」均利用瑞士金融市場管理財富，許多人現正於海外過著優渥生活。
早年，已有委內瑞拉高官利用瑞士銀行體系從事不法行為。2019 年，委內瑞拉前財政部長 Alejandro Andrade 在美國承認，2013 年查韋斯去世前後，曾通過瑞士的銀行直接受賄達 10 億美元，他因此被判處 10 年刑期。「日內瓦論壇報」（Tribune de Genève）今年 1 月則披露，蘇黎世警方及檢察部門查明，來自委內瑞拉、高達 90 億瑞士法郎的可疑資金已流入瑞士銀行體系，遍佈 30 家瑞士銀行共數百個戶口。法院目前僅下令凍結其中數億法郎，意味大部分資金持有人，仍能以私人名義揮霍這些公款。
瑞士巴塞爾大學刑法與犯罪學教授 Mark Pieth 批評，事件證明瑞士銀行監管失敗。「瑞士是全球極為重要的金融市場。我們理應有能力作適當監督，但監管系統效率偏偏不高。」他指：「銀行業跟委內瑞拉打交道時，應格外謹慎。過去已有瑞士銀行牽涉委內瑞拉挪用公款的事件。從委內瑞拉這類失敗國家（failed state）手上接受這些資金，是愚蠢的行為，任何這樣做的人都是在勾結腐敗政權。」
Pieth 表示，瑞士的金融監管機構、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FINMA），要為問題負上部分責任。局方雖然可以警告銀行接受某項資金有風險，但最終決定權仍在銀行手上。「這就像要求賭場去找誰是賭博成癮的人，而銀行家們的職責本來就是要賺錢。」瑞士國內人道主義援助組織及 NGO，過去亦曾批評銀行業這種黑白通吃的「斑馬策略」（zebra strategy），即銀行既接受來自鄰國或大國的合法資金，亦從發展中國家手上接過黑錢。
瑞士人權組織 Public Eye 調查員 Adrià Budry Carbó 接受訪問時指，官方施加的反洗錢機制及懲罰，不足以威懾銀行業，他們仍會冒險接受不法資金。他解釋：「法庭仍然很難追究責任到底，高層的人往往推卸責任，聲稱自己一無所知。 」Public Eye 認為，金融市場監管局手段應更強硬，例如禁止被判罪成的銀行家經營相關業務，或撤回干犯條款的機構的銀行牌照。監察貪腐的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則有感單靠法律手段打擊洗錢活動並不足夠。透明國際瑞士分部主任 Martin Hilti 表示：「『反洗錢法』缺憾在於規管範圍太窄。很多銀行皆未遵守審查資金的義務，又未有履行向當局報告懷疑個案的責任。」
瑞士弗里堡大學經濟學教授 Sergio Rossi 坦言，是次委內瑞拉洗錢醜聞，「不是業界第一次的醜聞，也不會是最後一次。」Rossi 同意銀行未盡義務的說法。即使 2016 年以來，瑞士的銀行每年向洗錢監督辦公室（MROS）上報 120 至 170 億瑞士法郎可疑資產，不過 Rossi 提醒：「這與瑞士銀行的 3 萬億瑞士法郎存款相比只是九牛一毛，銀行業純粹藉此表明一下自己的合作態度，但為他們帶來最多收入的可疑個案，往往沒有上報。」他又稱，即使 2018 年國內銀行業引入信息自動交換機制，情況也沒有改變。
Rossi 形容，瑞士的銀行保密制度是一種商業模式。「銀行應向政府報告可疑個案，但他們害怕失去高資產淨值客戶，通常不會報告。儘管新一代銀行家比老一輩人更有道德意識，但他們顯然承受著壓力，擔心失去獎金、工作，導致他們鋌而走險。」Rossi 同時點出，整個業界的憂患意識，衍生出洗錢問題：「瑞士銀行業一直擔心失去競爭優勢。業界應轉向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業務，即使未來幾年可能蒙受損失，但長遠來看，我們還是會脫穎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