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軍事政變以來，全國各地抗爭持續，當中不乏僧人身影，但其實親軍方的僧侶亦同時存在。有美國學者引用人類學研究分析，稱緬甸佛教素來是政權認受性來源，此傳統可稱作「業力王權」（Karmic Kingship），與現代民主觀念存在落差；軍方近年既打壓異見僧侶，又借羅興亞問題煽動佛教民族主義，成功以「護教者」姿態拉攏少數親軍方僧人。
2 月 1 日緬甸軍事政變後，軍方隨即拘禁最少 3 名異見僧侶，包括 2007 年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侶領袖 Myawaddy Sayadaw，其後多日有僧人參與反政變示威。然而，僧眾也不是鐵板一塊，緬甸雜誌「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在網上報道，政變前夕有親軍方團體在仰光遊行，肆意襲擊反軍方的市民，隊伍中更有僧人手持橫額，和應軍方的選舉舞弊指控，又奉軍隊為國家守護者。
美國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專研宗教公共參與的學者 Mark Silk，在宗教新聞網站 Religion News Service 撰文指出，如要掌握佛教在緬甸政治的角色，必須參考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UWM）人類學家 Ingrid Jordt 的緬甸研究。
在傳統緬甸佛教觀念下，政權認受性是來自稱為「hpoun」的精神力量，而力量泉源則是出家的僧眾。政治領袖與其他在家佛教徒，可透過布施予僧眾以累積「hpoun」，除了向僧人布施飲食，僧眾有時亦會募化錢財修建寶塔和寺院。
這種類似神權政治的傳統，在 Jordt 即將推出的新書中稱為「業力王權」，政權所行是德政還是暴政，傳統上也視乎布施所累積的功德。於是乎，僧眾有了主宰政權認受性的終極權威，當政權有違佛教教誨時，僧眾是可透過拒絕接受布施，以否定政權的認受性。
2007 年爆發的反軍政府番紅花革命，數百名僧侶參與遊行而遭到鎮壓，激起數萬僧人上街，他們當時便手持倒轉的僧缽遊行，以示拒絕接受布施，否定軍政府有合法統治權。最終獨裁者丹瑞（Than Shwe）落得「僧侶殺手」的別號，2011 年把權力移交軍方組成的文人政府。
緬甸傳統與現代政治的角力
這種宗教制衡政治的結構，容易令政治領袖與僧眾關係緊張，但軍方也不會坐以待斃。一方面，他們會譴責反政府僧人為「假僧」，以否定對方的宗教道德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各種手段拉攏僧人。
牛津大學佛教研究畢業的獨立研究員 Brenna Artinger 與專研國際事務的非政府組織總監 Michael Rowand 在「外交政策」雜誌解釋，2011 年民主改革和昂山素姬獲釋後，群眾運動便愈趨蓬勃，佛教民族主義政團「969 運動」（969 Movement）、緬甸愛國聯盟（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Burma）等相繼崛起，把伊斯蘭教描繪為佛教的威脅，軍方於是乘機以「護教者」姿態贏得部分僧人支持。
這種佛教極端主義與軍方的共謀關係，在羅興亞難民問題上昭然若揭。2017 年 10 月，高級僧侶 Sitagu Sayadaw 便曾經在一眾軍官面前講道，稱穆斯林不完全是人類，因此軍方有權對羅興亞人行使暴力。
軍方領袖敏昂萊（Min Aung Hlaing）受極端僧人加持後，近年亦著力布施僧眾，在國內修建重要寶塔，經常請示佛教領袖意見，力圖證明自己是傳統意義下的合法統治者。但面對政變後群情洶湧，他亦被迫改用現代政治語言，聲稱「民主保障民眾有言論自由」，但強調要以維持秩序為前提，試圖同時駕馭傳統與現代政治。
依據 Jordt 的人類學見解，政變背後存在著兩套政治觀的角力 —— 政權認受性以僧人為依歸，與主權在民的現代觀念始終不相容，以致民主政治從來是狹縫中求存。軍方固然不是擁護民主價值，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有民主之名，但其實也是反獨裁的意味比較重，按傳統的緬甸政治認知，就是推翻沒有道統的王權。
不過，現今抗爭新世代善用社交媒體，社運人士敢於做調查報道，揭露親軍方成員的暴行，在 Twitter 上用英文把政變消息廣傳國際，令軍政府管治更難維持。雖然事態發展難測，但 Jordt 相信，根深柢固的佛教觀念不會就此煙滅，正如持續有僧人反政變，依然是示威者的強心針，但新世代的抗爭模式將一再動搖緬甸佛教政治傳統，為多元民主政治帶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