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軍方僧人,看緬甸佛系政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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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有親軍方佛教僧人在仰光示威,抗議選舉舞弊。 圖片來源:路透社

緬甸軍事政變以來,全國各地抗爭持續,當中不乏僧人身影,但其實親軍方的僧侶亦同時存在。有美國學者引用人類學研究分析,稱緬甸佛教素來是政權認受性來源,此傳統可稱作「業力王權」(Karmic Kingship),與現代民主觀念存在落差;軍方近年既打壓異見僧侶,又借羅興亞問題煽動佛教民族主義,成功以「護教者」姿態拉攏少數親軍方僧人。

2 月 1 日緬甸軍事政變後,軍方隨即拘禁最少 3 名異見僧侶,包括 2007 年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的僧侶領袖 Myawaddy Sayadaw,其後多日有僧人參與反政變示威。然而,僧眾也不是鐵板一塊,緬甸雜誌「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在網上報道,政變前夕有親軍方團體在仰光遊行,肆意襲擊反軍方的市民,隊伍中更有僧人手持橫額,和應軍方的選舉舞弊指控,又奉軍隊為國家守護者。

美國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專研宗教公共參與的學者 Mark Silk,在宗教新聞網站 Religion News Service 撰文指出,如要掌握佛教在緬甸政治的角色,必須參考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UWM)人類學家 Ingrid Jordt 的緬甸研究。

在傳統緬甸佛教觀念下,政權認受性是來自稱為「hpoun」的精神力量,而力量泉源則是出家的僧眾。政治領袖與其他在家佛教徒,可透過布施予僧眾以累積「hpoun」,除了向僧人布施飲食,僧眾有時亦會募化錢財修建寶塔和寺院。

這種類似神權政治的傳統,在 Jordt 即將推出的新書中稱為「業力王權」,政權所行是德政還是暴政,傳統上也視乎布施所累積的功德。於是乎,僧眾有了主宰政權認受性的終極權威,當政權有違佛教教誨時,僧眾是可透過拒絕接受布施,以否定政權的認受性。

2007 年爆發的反軍政府番紅花革命,數百名僧侶參與遊行而遭到鎮壓,激起數萬僧人上街,他們當時便手持倒轉的僧缽遊行,以示拒絕接受布施,否定軍政府有合法統治權。最終獨裁者丹瑞(Than Shwe)落得「僧侶殺手」的別號,2011 年把權力移交軍方組成的文人政府。

緬甸傳統與現代政治的角力

這種宗教制衡政治的結構,容易令政治領袖與僧眾關係緊張,但軍方也不會坐以待斃。一方面,他們會譴責反政府僧人為「假僧」,以否定對方的宗教道德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各種手段拉攏僧人。

牛津大學佛教研究畢業的獨立研究員 Brenna Artinger 與專研國際事務的非政府組織總監 Michael Rowand 在「外交政策」雜誌解釋,2011 年民主改革和昂山素姬獲釋後,群眾運動便愈趨蓬勃,佛教民族主義政團「969 運動」(969 Movement)、緬甸愛國聯盟(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Burma)等相繼崛起,把伊斯蘭教描繪為佛教的威脅,軍方於是乘機以「護教者」姿態贏得部分僧人支持。

這種佛教極端主義與軍方的共謀關係,在羅興亞難民問題上昭然若揭。2017 年 10 月,高級僧侶 Sitagu Sayadaw 便曾經在一眾軍官面前講道,稱穆斯林不完全是人類,因此軍方有權對羅興亞人行使暴力。

軍方領袖敏昂萊(Min Aung Hlaing)受極端僧人加持後,近年亦著力布施僧眾,在國內修建重要寶塔,經常請示佛教領袖意見,力圖證明自己是傳統意義下的合法統治者。但面對政變後群情洶湧,他亦被迫改用現代政治語言,聲稱「民主保障民眾有言論自由」,但強調要以維持秩序為前提,試圖同時駕馭傳統與現代政治。

依據 Jordt 的人類學見解,政變背後存在著兩套政治觀的角力 —— 政權認受性以僧人為依歸,與主權在民的現代觀念始終不相容,以致民主政治從來是狹縫中求存。軍方固然不是擁護民主價值,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有民主之名,但其實也是反獨裁的意味比較重,按傳統的緬甸政治認知,就是推翻沒有道統的王權。

不過,現今抗爭新世代善用社交媒體,社運人士敢於做調查報道,揭露親軍方成員的暴行,在 Twitter 上用英文把政變消息廣傳國際,令軍政府管治更難維持。雖然事態發展難測,但 Jordt 相信,根深柢固的佛教觀念不會就此煙滅,正如持續有僧人反政變,依然是示威者的強心針,但新世代的抗爭模式將一再動搖緬甸佛教政治傳統,為多元民主政治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