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獨裁之風席捲全球，香港、緬甸、泰國都陷入一片動盪不安之中。有媒體和網民將現時的國際局勢，比喻成上世紀 30 年代二戰爆發前的狀態，形容拜登政府採行綏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綏靖政策即是透過政治讓步，滿足侵略國的野心來避免衝突。英國對德國的綏靖政策普遍被視為二戰爆發其中一個原因，可是究竟這個歷史觀點從何而來？。
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 Sidney Aster 畢生研究國際關係史，他在學術期刊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上刊文，整理史學界多年來對上世紀 30 年代綏靖政策的分析。二戰結束至今超過 75 年，但文明社會未曾停止對二戰的反思。很多政治家、外交家和評論家都認為，若果英國早在納粹德國擴張之初就採取更強硬的態度，未必會釀成後來的災難。1991 年波斯灣戰爭，布殊亦曾表示薩達姆是具侵略性的獨裁者，西方社會要汲取歷史教訓，及早捍衛自由世界的秩序。
Aster 形容，上述是對綏靖政策最傳統的演繹，源於 1940 年由三名記者合寫的著作 Guilty Men。作者視戰前英國首相張伯倫及其內閣為歷史罪人，指責他們低估納粹主義的威力，沒有及早知會大眾希特拉的野心，也未有盡早做好軍事準備。部分早年的歷史學家認同有關觀點，例如已故英國史學大師 John Grenville 和已故牛津大學教授 Martin Gilbert。到 50 年代蘇彝士運河危機，時任首相艾登已經引用綏靖政策的歷史教訓，來證成英國政府軍事介入。
Aster 回顧指，60 年代學界曾出現一股對綏靖政策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除了愈來愈多人物自傳出版，國家檔案局也公開更多歷史紀錄，有歷史學家認為戰前英國政府要面對種種結構性局限，例如金融危機、經濟、國際秩序和國內政治氣氛等等，質疑過往學界誇大了張伯倫的個人影響力。這批學者包括已故牛津歷史學家 Max Beloff，以及 William Medlicott 等一班倫敦政經學院學者。他們認為從現實政治角度來看，綏靖政策當時是唯一的回應方法。
這批學者曾經成為學界主流，不單反思綏靖政策，也重新評價張伯倫。以故倫敦政經學院教授 Frederick Northedge 就描述張伯倫是輕信、天真的人，他確實害怕告訴民眾納粹德國的真相，但核心問題終究是資源不足。最具爭議的，是前牛津歷史學家 Alan John Taylor 的名作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書中形容張伯倫是一名受歡迎的政客，已經奮力堅守道德底線。前侯城大學校長 David Dilks 就提醒學者不應倒過來，以往後歷史發展來判斷一個決定有多合理。
至 90 年代冷戰結束後，又有新一批學者再思綏靖政策的影響，例如利物浦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David Dutton。Aster 形容他們是後修正主義者，承認結構性因素的存在，但就否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認為當時總有避免戰爭爆發的替代方案。他們重新考究戰後初期對綏靖主義的研究，也重新發掘 30 年代各國的社會面貌。蒙特利爾大學歷史學教授 Michael Jabara Carley 就認為，當時英國政壇的恐共情緒，令政府忽視了和蘇聯結盟的可能。
Aster 在結語提到，人們總把綏靖政策說成歷史的教訓。他引用前牛津歷史學家 Michael Howard 的著作 The Lessons of History 指，歷史教訓或者從不存在。若果一本史書能流傳下去，它更能反映史學家書寫時的意識形態和思考模式，多於他／她研究的那段歷史的意義。他認為，即使學界討論多年，綏靖政策的意義還會繼續為人所爭論，研究只會陸續有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