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紀，法證科學及法醫學成為了查案的重心。當時的英國警隊亦慣常運用解剖及科學查案，特別是在追查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一案之時，調查人員都認為兇手相當熟悉人體結構。
1909 年，瑞士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開設全球第一所法醫學學校，被稱為法國「福爾摩斯」的犯罪學家羅卡（Edmond Locard）亦在當中工作。他創建了法醫及法證學的重點理論「羅卡定律」（Locard exchange principle），指出「任何的接觸均會留下痕跡」（Every contact leaves a trace），更設立全球首個法證學實驗室。同時，羅卡的導師 Alexandre Lacassagne 亦透過處理過的案例，撰寫了第一套解剖步驟及指引。不過，讓法醫及法證學「發揚光大」的最大功勞，則非 19 世紀末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著作「福爾摩斯探案」（Canon of Sherlock Holmes）莫屬。主角福爾摩斯成為了法醫及法證學的代言人，在小說中，他與華生小心翼翼地收集線索。有趣的是，故事內大部分的調查技巧都在現實成真，而它們在創作時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
隨後，法國警官及識別技術研究者 Alphonse Bertillon 創建了一套身體測量系統，並將其取代以姓名及照片定罪的做法，成為了警方於執法層面上最先採用的科學系統，不過此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y）後來隨指紋辨識的發展而停用。除了 Alphonse Bertillon 外，這個年代亦孕育了數位法醫學學者，他們都慷慨地利用自己的研究，為法醫及法證學提供了很多新穎的科學鑑識方法，當中包括我們現在經常提及並使用的 DNA。
上世紀 40 年代之前，法醫人類學這一專業只限制予解剖學家（anatomists）、手術科醫生（physicians）及一些在博物館及大學任教的體質人類學家。在這段時期，相關的研究很少，應用到案件的機會亦很低。直到 19 世紀末，哈佛大學教授 Thomas Dwight 因多次發表法醫人類學中推斷性別及年齡的研究，被冠上「美國法醫人類學之父」之名。隨後，不同的研究及學者陸續出現，2008 年更成立了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for Forensic Anthropology，為此專業訂下不同的準則及指引，使相關的科學研究逐步邁向成熟的同時，也避免與社會的現實情況脫節。
直至 21 世紀，隨著醫學影像（medical imaging）的進步，在處理屍體解剖及案發現場時，會利用 3D 掃瞄器、磁力共振（MRI）、電腦掃描（CT）及 X 光等技術，讓調查人員可在最低入侵性的情況下研究證物及屍體，以保留最多的證據，有利調查進展。同時，他們亦將有系統的科學調查納入既定程序。DNA 的採集在以前有很大限制，但近年已經可以抽查到數千年前的考古材料。
法醫學最初來自東方文化，一直到 19 世紀才在歐洲被視為科學學科，但仍然不屬於獨立專業。雖然法醫學及法證學的發展一直以西方國家為主，但宋慈的「洗冤集錄」依然證明，即使古代醫學缺乏解剖生理學，當時的學者仍能通過對刑犯的愛心及觀察，加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精神，突破科學發展的限制。
約兩個世紀以前，法醫學一直與法律及醫學連結。而現時的不同學科除了追求知識，亦同時主張人類的多樣性（variations）。現行的法醫學及醫學知識多數源自西方國家及人群的研究，亞洲則相對落後，基於兩地人不同的生長環境，日後若能加強研究亞洲人的身體或病理多樣性，對於發展更全面的法醫學及醫學都有莫大幫助。
隨著世代的不同，法醫學已按實際需要而發展出不同的分支，結合了醫學、病理學、法律及道德倫理的討論。身為法醫學的一員，必須要認清其中的限制，不能為達個人目的而違背法醫學的初衷 —— 科學。不論是臨床或法醫學方面，人們都必須清楚自己的專業及責任，不單要對病患或死者負責，更要對社會負責，並在法律及道德倫理的框架下，追尋公平及正義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