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一個有趣的歷史細節：原來代表英國出使的馬戛爾尼勳爵（Lord Macartney），在失望之餘，竟然認為，如果中國有一個政治上強大，經濟上有影響力的商人階層，那麼中英貿易之間的困難就會少得多。
不禁啞然失笑。這位伯爵大人，怎會以為中國可以走英國的舊路，藉商業發達之勢，由新興的商人階層去和皇帝分權，在天子朝廷的核心圈子裡，加入代表自己利益的成員，這個想法，對於經歷兩千年帝制的中國，大概和外星人的語言一樣聞所未聞。
但馬戛爾尼為何「忽發奇想」呢？可能是因為他發現南方的商人，從來也沒有去過北京，山高皇帝遠，對於地方的管束鞭長莫及。南京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當地商人可以自己話晒事，甚至可說是整個中國市場的「操盤手」—— 我不懷疑南京的地位，但中國市場到底有多大，無從估計，有多少人口能有消費力，甚至能買得起英國製造的絨布、毛料，這似乎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於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很想在舟山、寧波開埠，以打開南京市場，卻不料橫遭阻撓，因為廣州的地方官決計不肯與南京分一杯羹，廣州是當時中國唯一可以與洋人做生意的地方，用當今的角度來解釋，他們掌握了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話語權」，當然不肯與別人分權。
結果呢，廣州這個所謂「對外開放」的貿易中心，反而變成了限制貿易自由的主要推手。這其中轉彎抹角的脈絡，想必馬戛爾尼一時還沒有回過神來。
最重要的是，無論南京、廣州的商業如何發達，或者商人可以決定某個規模市場的運作，最終還是要仰賴官府的旨意，也就是說，商人不能自發組成一個商會，譬如像 1861 年成立的香港總商會那樣的組織。
廣州地方官即使不完全聽北京的話，或者習慣性欺上瞞下，但他們畢竟不可能代表廣州商人的利益，他們只代表自己，他們最擔心的是失去權力，如果有商人越過官府，自把自為與洋人做生意，便以「奸商」處置。
最糟糕的是，商人想要提升地位的途徑，不是擴大本身階層的政治影響力，而是搖身一變，加入官僚階層，亦即「紅頂商人」，但在官僚系統中，商人的紅頂，或是用錢買，或是賞賜得來，地位與金榜題名的職業官僚不能相提並論，根本無法進入政治核心。正如馬戛爾尼在廣州見面的兩名商行買辦，對待自己的官銜非常謹慎，絕對不會在公開場合佩戴珍貴的頂珠，因為怕官吏纏著要他送禮；他們也心知肚明，最好不要炫耀自己「用一萬兩銀子」買來的這種榮譽。
無奈回英國之前，馬戛爾尼邀請兩廣總督長麟共晉早餐，想藉此機會，把東印度公司的專員介紹給廣州的高級官員，包括廣東巡撫和海關監督等，長麟很吃驚，反問他：這些商人難道有那麼重要嗎？
馬戛爾尼長途跋涉，多番阻滯才到達北京，當然是空手而回，從北京到廣州，各級官員都用同一番説辭打發他，但他鍥而不捨，臨走時又遞了一份照會：要求允許東印度公司的船直接在黃埔港停泊、讓英國商人買地擴大代理行、不必每一次都請求官府批文便可以聘請工作人員（譬如水手和搬運工）、使用統一標準的度量以避免爭端等等，但大清的官大人只當他發噏瘋，要過多半個世紀，等炮聲響起，他們才總算聽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