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戰時期，香港屬於英國殖民地，是同盟國的一分子。當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向同盟國宣戰，香港也在同月淪陷，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期間日軍犯下多項戰爭罪行，例如濫殺平民和戰俘，強徵慰安婦。二戰結束後，盟軍要追究軸心國的反人類罪行，於是有知名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其實，盟軍亦有在香港設置軍事法庭，清算多名日本乙、丙級戰犯。
1945 年 8 月 30 日，佔港日軍向英軍投降，標誌著香港重光。英國政府隨即展開戰後重建工作。其中一個善後任務是要處理日本降兵，根據英國法學家 Suzannah Linton 整理的數字，在香港大約有 1 萬名日本軍民投降，當中 239 人被視為嫌疑戰犯；盟軍決定遣返一部分人。英國則設立香港軍事法庭，處理戰後公義問題。該法庭不單要處理本地案件，也要接手中國、日本和公海發生的部分個案，主要審理「虐待戰俘或平民的」的乙級戰犯和犯有「違反人道罪行」的丙級戰犯。
根據麥覺理大學法學家 Alexander Zahar 的考究，香港軍事法庭屬合議庭（judicial panel）形式，每庭有 3 名法官，駐港陸軍司令為召集人。前後共有 7 名首席法官參與審訊，絕大部分來自英國陸軍軍法署，3 人有大律師資格，2 人為事務律師，1 人不詳，1 人沒有法律背景。在 1946 年 3 月 28 日到 1948 年 12 月 20 日，香港軍事法庭共審理 46 宗個案，共 122 名疑犯，當中約 30 宗是在香港本土發生。整個審訊完成後，21 人被處決，87 人入獄，14 人獲無罪釋放。被處決者中，最有名的是香港憲兵隊隊長「殺人王」野間賢之助。
英國陸軍軍法署會有專門小組，收集戰爭罪行的證據，包括尋找目擊證人，有足夠證據後成立個案。在軍事法庭會有戰犯檢控官，職責是要中立地向法庭陳述案情，可是由於個案繁重，他們很多時只有一天時間去熟習案情。其中一個著名戰犯檢控官，是當時年僅 24 歲的范培德（Peter Vine），1941 年他見習律師期滿，戰時服役於皇家海軍陸戰隊，戰後從新加坡借調到香港處理軍事法庭的工作。范培德後來長時間定居香港，曾出任香港律師公會主席。
范培德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回憶，其處理的第一宗案件，是日軍在台灣金瓜石戰俘營的暴行，由於食物和藥物稀缺，最初一批 523 名戰俘中，只有 89 名生還；案件審理兩個星期，疑犯悉數罪成入獄。第二宗案件是「里斯本丸」號慘案，該船由香港出發，押送大批戰俘到東京做強制勞工，但途中被美軍魚雷擊中而下沉，日軍不單沒有拯救戰俘，還把他們所在的船艙釘死，最終大量戰俘遇溺，能突出重圍者也被掃射，近千人死亡。審理長達 1 個月，只有 1 名被告經田茂上尉，最終判入獄 7 年。處理案件後，范培德亦短暫回到英國。
Linton 表示，其時軍事法庭大部分案件結案時只有簡單的判決書，沒有明確列明法律理據，令法學家很難還原當時情況，可是學者們依然可以透過僅有的歷史素材，配合當時報道以及訪問，探討一些重要的法學議題。她鼓勵學者們繼續研究香港軍事法庭，以此反思國際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