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第二次蘇丹內戰（Second Sudanese Civil War）爆發，作為南蘇丹武裝力量的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成立。內戰加上饑荒，造成超過 400 萬人流離失所、估計 200 萬人死亡，同時影響 2011 年南蘇丹經公投獨立。專門研究南蘇丹的人類學家 Carol Berger，則在新著作中探討 SPLA 當年如何強徵蘇丹南部兒童入伍。
John Garang 是 SPLA 建立者及南蘇丹國父。2005 年，Garang 代表簽署終結內戰的「全面和平協議」，並於同年去世。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曾稱許 Garang 是一名「有遠見的領袖、和平締造者」。不過，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介紹 Berger 去年 12 月出版的 The Child Soldiers of Africa’s Red Army，書中指出，內戰期間，蘇丹南部大量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開，在埃塞俄比亞軍營接受軍事訓練及入伍。
Berger 追溯 SPLA 童兵的起源至 1980 年代初，Garang 和其他蘇丹軍官，在南部瓊萊州（Jonglei）博爾首府博爾發動軍事叛亂。往後的混亂局勢裡，蘇丹政府支持的阿拉伯民兵向加扎爾河（Bahr al-Ghazal river）北部的丁卡人（Dinka）村莊及科爾多凡州（Gharb Kurdufan）南部城鎮發動大規模襲擊。包括兒童在內，大量蘇丹南部平民逃離家園，前往埃塞俄比亞的伊唐（Itang）、邦加（Bonga）及潘依杜特（Panyidut）難民營；據報內戰時就有超過 25,000 名年輕丁卡男子越過國境尋求安全。
其時，SPLA 相中埃塞俄比亞難民營裡的男孩與青少年，意圖讓他們成為日後內戰的生力軍。在埃塞俄比亞安全部隊的幫助下，SPLA 成立了邦加革命戰爭學院（Bonga Revolutionary War Institute），向孩子提供軍事訓練。據 Berger 研究，數以萬計受訓兒童中，年紀最小的只有 5 歲。Berger 在書中寫道：「成千上萬兒童及青年穿過邊境尋求安全⋯⋯ 但大多數人，尤其是 1987 年後，成為了 SPLA 童兵運動的一員。」
SPLA 更在蘇丹南部村莊三度強徵兒童入伍。Berger 在書中指出：「有些兒童在戰爭裡失去父母，但他們之所以出現在難民營，並非因為孤兒身份，而是遭 SPLA 強徵。」據其採訪的前童兵透露，很多人在前往埃塞俄比亞的艱辛旅途中死於飢餓、缺水及淹水。即使倖存，亦不時遭受虐待，訓練人員會毆打兒童，甚至餓死、殺害他們。
此外，SPLA 內部政治派別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PLM），更在 1985 至 1986 年間，將 619 名兒童及青少年送往古巴接受政治、醫療、思想及軍事訓練；當中大部人都是 SPLA 高級軍官的孩子。Berger 指，這批兒童及青少年所受的政治教育，是將自己定位為「蘇丹人」而非「南蘇丹人」，要以武力團結國家而非分裂。當他們返回故鄉時，蘇丹政府宣佈向 SPLA 發動聖戰，因而影響蘇丹南部人民愈益認同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
隨著蘇丹在社會主義下統一的想法消失，這些在古巴生活十多年的年輕人陷入困境。其中約 200 人選擇移居加拿大，其餘部分人因為其古巴學習背景，在 SPLA 軍中遭猜忌。Berger 形容 SPLA 軍中「有人擔心受過古巴訓練的幹部會取代自己，於是常常派他們上前線，多數人因此被殺」。這些失寵或遭猜疑的歸國士兵，部分便領導日後反對南蘇丹總統 Salva Kiir 的叛亂。
2005 年達成和平協議後，南蘇丹仍有徵召童兵。南蘇丹領導人一直堅稱，將兒童送往訓練營，目的是接受教育，即使部署時，他們也只會負責非戰鬥任務，例如成為 SPLA 高級軍官的保鏢或準備食物。然而，Berger 援引前童兵回憶，孩子們有時只學習過扣動步槍扳機即被推上前線，青年的主要任務還包括埋地雷、引爆炸藥，也有人向 Berger 透露，自己要負責測量迫擊砲射程。
外界多稱內戰期間離鄉別井的蘇丹兒童為「丟失的兒童」 （The Lost Boys of Sudan），雜誌就形容，當年這些兒童並沒有走失，而是被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