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分析，普京開戰前似乎斷定西方民主是強弩之末，威權主義勢不可擋。事實上，西方民主秩序已不只一次瀕臨崩解，1930 年代法西斯主義亦似乎勢不可擋，歐美各國都有法西斯勢力抬頭，報章無不憂慮「民主還有將來嗎」，但危機感也同時喚醒西方社會，使民眾自發捍衛既有價值，令民主秩序渡過當時危機。
1990 年代冷戰結束，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斷言「歷史終結」，人類社會演化走到盡頭，自由民主就是終極答案，前蘇聯與東歐各國也同步走向民主。但情勢到 2005 年開始逆轉，民主空間逐漸萎縮，俄羅斯普京、土耳其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歐爾班（Viktor Orbán）、菲律賓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巴西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等威權領袖相繼冒起。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Jill Lepore 文章指出，當下處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頗為相似。1917 年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曾經許下承諾，贏得大戰「可確保民主世界安全」，結果多個帝國解體，民主國家果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很多人深信民主是勢之所趨。但民主體制不久便受衝擊，民眾倒向法西斯或共產主義，新生民主國度都逐一步向威權，包括波蘭、奧地利、匈牙利和立陶宛等。
英國歷史學家 Arnold Toynbee 記載，1931 年幾乎全球男女都在認真議論，西方社會制度可能要崩解；當時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國際聯盟強烈譴責卻無能為力；隔年希特拉在德國上台，借國會縱火案懸置德國民主憲法；斷定「自由主義國家注定消亡」的墨索里尼舉兵入侵埃塞俄比亞，他曾豪言：「本世紀將會是威權世紀、是右翼世紀、是法西斯世紀。」
美國作為民主大國同樣搖搖欲墜，受貪污、政治暴力、市場失衡、種族不平等、失業甚至饑餓問題威脅。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強調：「我們對基本民主的未來沒有喪失信心。」但現實中不少美國人都憂慮，民主體制能否撐得過 1930 年代末，部分美國人更選擇了法西斯或共產主義。
攻擊民主就是捍衛民主良方？
活在那個年頭，對民主前景很難樂觀，每個月都有美國雜誌質問「民主注定要失敗嗎」，甚或悲觀地提出「自政治民主興起以來，從未像今日受如此重大挑戰」。正如法國哲學家韋伊（Simone Weil）在 1934 年憂慮表示：「我們正處於過渡期，但要過渡到甚麼？大家沒有絲毫頭緒。」情況與今天自由主義秩序瀕危相似，但 Lepore 總結歷史卻得出一個有趣悖論 —— 有時捍衛民主的最佳辦法，就是要攻擊民主。
1930 年代法西斯主義來勢洶洶，西方社會也在危機中重新覺醒，反省自身所捍衛的價值與制度本質。從當時開始「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一詞才真正進入主流論述，頻繁在報章雜誌和書籍上出現，同盟國更以「自由民主」介定自身意識形態，與敵對軸心國的法西斯主義抗衡。
危機感推使社會不同崗位公民，冒著被左右翼夾擊風險，奮身捍衛民主信念。Lepore 舉例指出，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就有電台主持 George V. Denny, Jr. 開創清談節目 America’s Town Meeting of the Air，在大氣電波模擬城鎮會議，邀請不同立場的嘉賓就民主政治議題辯論，成為當時熱門電台節目。
愛荷華州前砌磚工人 John W. Studebaker 擔任迪莫因市（Des Moines）學校的主管，首創在入夜後開放校舍作為民主論壇，計劃大受歡迎，因而被羅斯福新政（New Deal）吸納，最終在 43 個州建立近 500 個論壇，多達 250 萬美國人參與，使學校成為民主討論空間。沒有這些由下而上的努力，美國民主恐怕難以穩固，更莫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軸心國。
今日當普京斷定西方民主大勢已去的同時，其發動的戰爭同樣也在喚醒西方國家。德國已逆轉國策大幅擴軍，不再沉醉在後冷戰美好假想中；在沒有軍事威脅的太平盛世下，北約曾經被譏諷為陷入「腦死亡」，烏克蘭戰爭卻迫使北約面對共同敵人，重拾共同防衛初衷。西方民主秩序是否強弩之末，還看西方世界能否重新振作。正如韋伊所言，我們正處於過渡期，但要過渡到甚麼？上次墨索里尼答錯了，說不定普京也同樣答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