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國內外，德國似乎都是「儲蓄冠軍」（Sparweltmeister）—— 帶領歐盟達成協議，制定 7,500 億歐元復甦基金（Recovery Fund）聯合發債計劃；國內的人習慣儲蓄，經常賬戶盈餘是發達國家之首。惟這儲蓄的習慣，未必全是好事。著有「德國最短歷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的英國歷史作家 James Hawes，批評德國在烏克蘭戰爭上逃避自己的責任；他認為該國一直受自身，尤其是來自社會民主黨（SPD）的恐懼籠罩。
怕財政，怕污染，怕健康，怕……
Hawes 在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德國人最明顯的恐懼，就反映在財務之上。一個擁有良好國民保健、教育、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其公民竟然認為有需要存入比幾乎所有歐洲人都要多的存款；財政當局在 2009 年後亦一直追求沒有新政府新借款的「黑零」（Black Zero）平衡預算，直至受疫情影響，才扭轉這一財政目標。他又形容，從上到下，這種要在財政上未雨綢繆的執著，只是該國所恐懼的冰山一角。2011 年日本福島爆發核事故，法國人及其政府仍推動核能，德國則在同年推出核能法案（Atomgesetz），將在今年底關閉最後一座核電站；美國慣用的氯消毒雞肉技術可殺菌，並無科學證據表明正規做法會導致健康問題，德國消費者卻仍擔心該技術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
面對俄烏戰爭，其他國家以不與俄國直接對抗為前提，提供各種軍備支援，但身為全球第五大武器出口國的德國，卻被批評猶豫不決。儘管相比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波羅的海等國家，德國距離戰場更遠，但社會焦慮隨戰事加劇，國內碘片已銷售一空。全面禁止俄羅斯能源輸入可能會導致歐盟陷入衰退，英國經濟亦需承受近千億美元的損失，約佔其 GDP 3%；但 Hawes 稱英國執政者似乎樂於接受，德國卻覺得後果太可怕，不捨得付出這代價。
最怕其實是自己
Hawes 表示，彷彿對一切都害怕的德國，事實上是在害怕自己。他又以當地人不怕甚麼，看看他們其實怕甚麼。面對烏克蘭難民，英國政府擔心會引起國內選民的排外心理；德國則沒有這種恐懼，政治人物們都預想國民會無所畏懼地歡迎其他陷入絕境中的人。Hawes 形容，德國人的民族恐懼不在排外，而在恐懼反德（Germanophobic）。不少人，或至少政府認為，國民擔心一旦自己不再保持絕對警惕，可怕之事就會發生。所以德國人要堅持儲蓄、謹慎消費、對生態負最大責任、極具和平意識、成為最不愛國的歐洲人，否則他們會突然變成納粹分子。
並非所有德國人都恐懼自身的意識。Hawes 稱當地政治與美國政治相似，都有地域分野，這與 1871 至 1933 年間北部新教徒身份不明確有關。那段時間裡，從普魯士保守派、德國國家人民黨（DNVP）再到納粹，東部選民一直投票支持強硬的威權政黨。來自萊茵蘭及南部的天主教徒，則支持中間路線黨派。既非普魯士封建勢力背景、亦非南方天主教徒的北部新教徒，終於在 19 世紀後期，於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民黨身上找到屬於自己的身份；而這些人無所容身，卻也無處不在。他指，昔日的社民黨就是當今德國出現不分曲直的國際主義、佔領道德高地、「支持和平」運動的文化前身。
歐洲共同家園的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蘇聯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幻想破滅，社民黨在 1969 年才重回權力舞台。同時，那些不確定自己身份的德國人，也恐懼國家會「美國化」。Hawes 指時任社民黨西德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主張對東方開放、和解的「東方政策」，沒有明確反美，但明顯暗示由社民黨領導的德國不會毫無疑問地支持北約，此後亦一直活用半掩的反美牌。社民黨長年致力成為總統施泰因邁爾所形容，建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洲共同家園」的典型政黨。例如去年大選期間，社民黨領袖蕭爾茨就小心翼翼向左翼黨（Die Linke）的選民呼籲：即使左翼黨的領袖明確希望解散北約，但他並不會將之排除在執政聯盟之外。最終約有 82 萬人轉投社民黨，接近全國選票的 2%。
Hawes 強調，自己並沒有要社民黨選民要轉向納粹、支持蘇聯或普京的意思。而是，大多數票投社民黨的選民，都是具新教文化傳統社會背景的北部德國人，由於承受國家文化裡最脆弱的一環，缺乏堅定的身份認同，因此對許多事情都表現得恐懼，尤其是美國化。Hawes 認為，這也解釋了蕭爾茨的社民黨為何堅持德國不能採取單邊行動，而且憂慮本國社會應對能力不足，無法抵受停止天然氣入口，以及抵擋普京治下俄羅斯崩潰導致的適度經濟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