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貝立棠
旅居倫敦的博士生
來到倫敦的學府，其中一個強烈感覺是香港主流和某些西方年輕人的價值觀真的很不一樣 —— 很粗略來說，真的是右與左的分別。在日常生活，被白左包圍，初時思想衝擊挺大的。
舉例說，香港人情感上會抗拒爭取經濟福利，但歐美人士的權利意識很強烈，而且覺得應是普世性的。記得過來英國前，看到「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爭取 BNO 簽證港人享有本地生待遇，以及給予機會獲得由學生貸款公司提供的學生資助。最後，留言都是說不要做新移民蝗蟲，讀大學不是人權，這會令政府不喜歡。另外一個觀點是典型的交稅論，香港人沒有交稅，自然沒有福利。可是，「香港監察」領導人大部分才是英國本地人，而把稅收和權利綑綁也有反駁之處。
英國大學學費問題，一直很具爭議性，而且很多教職員和學生本能上會有強烈的情緒反應。上至「衛報」、下至地區郵報，對高學費政策都罵聲不絕。記得博士面試時，系主任告訴我外國生的學費時，會突然道歉，說感到強烈的罪疚感，令我也呆一呆了。近年，英國大學學府不斷罷課，爭取更好的退休金待遇，感覺身邊白人學生大多都聲援，有時候學生會乘機提出罷費行動（fee strike），不過中國和香港學生通常都不會理會，人數不夠多，自然不會有成效。
當然，學費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歐美人對於杜林普、脫歐、保守黨的情感反應強烈得多。在英國學府或者文化界工作的話，要公開支持上述的其中一項，或許比出櫃更難。
有時候感覺，香港人比起很多本地英國人更擁戴英國。英女王登基 70 週年，香港社交媒體一片歌舞昇平；然而，我在英國的大學辦公室內，則感受到一股冰冷的寒意。另一位助教是英籍意大利人，在英國待過數十年了，我問他怎樣看週年慶典，他說大街上都是露宿者，很多貧困家庭要在食物和電力之間二擇其一，為甚麼要花數千萬英鎊搞一場大龍鳳。「財富」雜誌報道，週年慶典連公眾假期或者帶來 23.9 億鎊損失。
而這種奇怪的張力，令我想起還是碩士的時候，一段上課經歷。一位土生白人女講師講述殖民時期，英國士兵於非洲的暴行，這些紀錄又如何在國家檔案體系中，被有系統地刪除。講師此時哽咽起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體驗到白人內疚感（White Guilt）原來會如斯強烈。可是，當大家討論到如何歸還檔案和文物時，我作為班內唯一一位殖民地出生的有色人種學生，卻好像唱反調了，因為我覺得把檔案歸還，可能不消數天就會被政府銷毀了，不看香港，也看看緬甸。
不過，在接近一年的相處時間，我慢慢理解多一些歐美白左的想法。其實他們和香港人很相似，都是沉溺於一些觸不到的記憶中（甚至更多），香港人是殖民後期紙醉金迷的繁華盛世，歐美白左則是戰後初期，人人有免費大學讀的福利國家時期。近年，香港人多了一筆新仇，而歐美白左則無故繼承了遠祖先的舊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