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緣政治局勢不穩，加上某些地方的抗疫政策，令環球經濟危機浮現，中下階層生活大受打擊。據聯合國估計，2022 年全球新增大約 7,500 萬到 9,500 萬的極端貧窮人口。就讓我們重新閱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巴納吉（Abhijit V. Banerjee）和杜芙若（Esther Duflo）在 2011 年出版的著作「窮人的經濟學」（Poor Economics），思考如何改變現狀。
巴納吉和杜芙若在印度、摩洛哥、肯雅和印尼等發展中國家，進行了長達 8 年的實地考察，包括數以百計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仔細分析貧窮人士的生活狀況，嘗試構想出可行的政策。過去，經濟學家如要討論貧窮，通常會從市場機制出發，又或者從跨國組織和國家政府的發展計劃（如福利和現金援助）入手。「窮人的經濟學」就在中間著墨，拒絕以一套宏大視角把問題概括化，而是切實觀察窮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作決定。
兩位作者雖然是發展經濟學的學術背景出生，但在書中借用了大量社會心理學和行為經濟理論，例如「助推理論」（Nudge theory），透過一些簡單政策如改變設計，幫助人們作出較佳選擇。另外還有「促發理論」（Priming theory），透過提供一些訊號來觸發人們的聯想反應。
在書中，巴納吉和杜芙若嘗試處理一連串的研究問題，例如窮人為何和如何借貸、他們的孩子為甚麼上學時不願學習、為甚麼他們不參加免費疫苗接種計劃但卻花錢在不必要的藥物上等等。為此，兩位作者展開多個小型政策實驗；例如杜芙若發現印度鄉郊地區的老師經常缺課，於是她向學校提供免費攝錄機，要求老師每天下課後拍照才獲得工資，之後老師缺課率大減。其餘的實驗還有在疫苗營派發免費食物、改變發放免費肥料的時間（在收割時期而非撒種期）等。
「窮人的經濟學」指出了當時國際扶貧政策的兩大問題。首先，很多國際組織和政府機構推出援助計劃後，沒有確切評估政策成績，即使有做評估工作，研究設計很多都會有偏頗，例如只會在計劃前後作評估，而沒有考慮過程中的其他因素。另外，貧苦大眾真正的想法總是被政策制訂者所忽略；人總是會有非理性的一面，政策制訂者不能只依靠抽象的宏觀理論來設計援助計劃。任何的援助計劃如果缺乏實證支持，必然會失敗收場。
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方法學家華加尼（Arnaud Vaganay）讚揚「窮人的經濟學」把人的聲音帶回到援助計劃的設計過程中。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斯達利（William Easterly）也形容「窮人的經濟學」展現了對貧苦大眾的高度同理心，認同他們在日常生活切身面對的挑戰，並提出一種建基於實證的扶貧新方向。而巴納吉和杜芙若在著作發表後八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表揚他們「專注於全球貧窮問題的艱難研究」，將問題拆細，藉此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