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筆者的研究以社會學理論為基礎，但我所借用的框架，並非主流工作社會學的馬克思學說；而是現時較少人談論，以美國哈佛大學學者 John Dunlop（1958）為首的勞資關係系統理論（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theory）。
這就必須提及本人在學術路上另一個重要啟蒙，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現更名為公共和國際事務）副教授戴威廉博士。戴威廉博士於英國華威大學勞資關係研究室攻讀碩、博士，同期同學有勞資關係研究泰斗海曼（Richard Hyman）等人。華威學派所重視的是政府、僱主、勞工之間的三角關係，而勞動行為就是三角關係互相影響之後的最終結果。我在 2020 年加入了戴威廉博士的研究團隊，負責參與一個關於香港工會新浪潮的研究，期間接觸了華威學派的勞資關係理論，驚覺非常適用於解釋包括「九九六」在內，中國大陸互聯網產業的各種獨有現象。
因此，我想帶出的學術觀點是，要了解中國大陸資訊科技從業員的工作實況，除了要認識他們的僱用條件、工作環境等商業因素，更必須認識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產業發展政策，以及勞工法例在互聯網產業的執行情況。因為在社會學角度，勞動行為（或拒絕勞動）的本質，就是帶有政治性。這亦解釋了近年中國年輕人流行的所謂「躺平」運動，為何會觸動到中央政府的神經。
從這個角度看，2019 年發生的「反九九六」行動，以及後來一系列反抗超長工時的網絡行為，正反映出中國政府長期在積極發展互聯網產業時，偏重商業機構而忽視從業員利益所產生的問題。這一個角度讓我們超越傳統工作社會學中的階級視覺，去思考現今中國大陸勞動市場中，參與知識型勞動人口所面對的問題。
例如，當我們了解低學歷低技術的農民工在富士康所遇到的困境時，我們亦應該問，為何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專業技能的白領，同樣對於超長工時束手無策？再進一步，為何明知員工不滿，資訊科技公司的管理層例如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華為公司行政總裁任正非等人，會如此推崇加班文化？最後，「九九六」、過勞死等議題在社會上討論多年，政府為何不對現象進行整治？
顯然，這些問題不能從純粹商業管理、或者主流工作社會學中的馬克思理論得到解答，就此我們必須套用勞資關係系統的三角框架去一探究竟。當然，強調三角關係的重要性並不排斥包括馬克思理論在內、其他解釋當代中國勞資問題的論述，例如近年中國國家領導人管治方針改變等等。畢竟，正如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陳峰（2020）教授書中所言，影響一國勞動關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始終認為勞資關係系統提供了一個實在的理論框架，能全面地呈現現今中國大陸互聯網產業中勞動議題的複雜性。
參考資料
- Dunlup, J (1958)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陳峰（2020）。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