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立法會議員指控「香港同樂運動會」屬於危害國安的「軟對抗」，又有單張形容同志運動是「美國為首的性解放活動」。事實上，美國政府亦曾經視同性戀為國家安全威脅，背後的恐懼稱為「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是 70 年前的上世紀記憶，與反共的「紅色恐慌」情緒同時彌漫美國。去年出版的論著 Secret City: The Hidden History of Gay Washington 便重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在冷戰初期的 50 年代，以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首，美國曾經大規模整肅左翼分子，阻止蘇聯間諜與親共人士滲透政府、大學與電影業，這種主張稱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背後由「紅色恐慌」所支撐。鮮為人知的是，同期的美國還把同性戀者視為國家安全漏洞，相比起麥卡錫清算的政要和藝人，有條件得到人權組織伸張權益，受害的同性戀者絕少公開申冤，也沒有甚麼組織願意為他們維權。
20 世紀中葉，同性戀經常被視為精神疾病，「治療」方式嚴苛殘酷，如電擊療法、催吐劑，甚至進行腦部切割手術。1951 年，美國首部以同情視角分析同性戀的非小說類作品 The Homosexual in America 出版，內容指同性戀者是類似黑人和猶太人的少數族群，但他們缺乏代言人和機構組織，甚至缺乏被社會接受的理由，使他們的處境相當不穩。
如何由恐共變成恐同性戀？
美國作家 James Kirchick 在去年出版的著作 Secret City 指出，同性戀者從被歧視到涉嫌危害國安，轉捩點是 1947 年總統杜魯門簽署的 9835 號行政命令，在各個行政部門推行「忠誠計劃」，針對共產主義威脅，目的是找出「可能」無意間洩漏國家機密的內鬼。客觀上，這道行政命令大大降低「背叛」的門檻，也無意中加重政府內部對同性戀者的打壓。
1950 年麥卡錫發表極具爭議的演說，聲稱掌握為國務院工作的共產黨成員名單；同年負責內部安全的副國務卿佩里福伊（John Peurifoy），在國會聽證會列舉因安全風險受查或離職的員工，提到有 91 宗「可疑類別」個案，據稱全部都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在議員追問下，佩里福伊承認「絕大部分都是同性戀者」，而且全數遭到解僱。
國務院解僱近百名同性戀者消息傳出後，右翼傳媒與政治人物開始熱烈討論，反過來以此佐證同性戀確實是國安風險。此後，麥卡錫辦公室收到的 25,000 封請願信，比起擔心共產黨滲透，其中大部分人更關注於「性墮落」（sex depravity）問題，也就是他們眼中的同性戀問題。
同性戀者特別容易受敲詐？
另一邊廂，身為共和黨少數黨領袖的參議員惠里（Kenneth Wherry）為反同性戀滲透的政界領袖，與民主黨參議員希爾（J. Lister Hill）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同性戀者滲透聯邦政府」問題，1950 年 3 月傳召緝捕同性戀的警隊專家 Roy Blick 作供。他警告外國勢力引誘年輕未婚女性進行同性戀行為，以招攬她們加入共產主義地下組織；他甚至報稱，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女員工當中，有 40 至 50 人參與「性狂歡」，過程被拍攝下來，繼而遭受共產主義者敲詐。
諸如此類的說法，令戰後美國同時彌漫著「紅色恐慌」與「薰衣草恐慌」。杜魯門政府制定的「美國國家安全目標與計劃」（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NSC 68），也把共產主義社會理解成具傳染力的性變態社會：「人格如此破碎和扭曲下，推使他們積極投入自我墮落的行為」。時任司法部長麥格拉思（J. Howard McGrath）對同性戀與共產主義的形容也幾乎相通：「他們無處不在，在工廠、辦公室、肉店、街角、私人企業，每個人都帶著對社會致命的細菌。」透過與恐共情緒扣連，當時美國政壇共同營造出同性戀的恐怖形象。
對很多人而言，同性戀者生活在社會陰影中，所以更易受到敲詐，不適合在政府機構工作，這種看法似乎合理，但從來沒有實際根據。實際上，每個人都有可以被敲詐的把柄，與性取向無必然關係。1991 年國防部研究進一步推翻有關假設，證明 1945 年起有 117 名美國公民干犯或企圖干犯間諜罪，其中只有 6 人是同性戀，沒有任何一人曾經受到敲詐。
Kirchick 提醒只要我們回顧歷史，便可明確地看到 1950 年代對同性戀的清算，其實是由恐懼與偏執所驅動，而不是基於實際證據。接踵而來的調查與訴訟，以及對受害者個人生活的破壞，提醒我們以偏見和誤導資訊決策所帶來的社會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