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立法會議員指控「香港同樂運動會」屬於危害國安的「軟對抗」,又有單張形容同志運動是「美國為首的性解放活動」。事實上,美國政府亦曾經視同性戀為國家安全威脅,背後的恐懼稱為「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是 70 年前的上世紀記憶,與反共的「紅色恐慌」情緒同時彌漫美國。去年出版的論著 Secret City: The Hidden History of Gay Washington 便重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在冷戰初期的 50 年代,以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為首,美國曾經大規模整肅左翼分子,阻止蘇聯間諜與親共人士滲透政府、大學與電影業,這種主張稱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背後由「紅色恐慌」所支撐。鮮為人知的是,同期的美國還把同性戀者視為國家安全漏洞,相比起麥卡錫清算的政要和藝人,有條件得到人權組織伸張權益,受害的同性戀者絕少公開申冤,也沒有甚麼組織願意為他們維權。
20 世紀中葉,同性戀經常被視為精神疾病,「治療」方式嚴苛殘酷,如電擊療法、催吐劑,甚至進行腦部切割手術。1951 年,美國首部以同情視角分析同性戀的非小說類作品 The Homosexual in America 出版,內容指同性戀者是類似黑人和猶太人的少數族群,但他們缺乏代言人和機構組織,甚至缺乏被社會接受的理由,使他們的處境相當不穩。
如何由恐共變成恐同性戀?
美國作家 James Kirchick 在去年出版的著作 Secret City 指出,同性戀者從被歧視到涉嫌危害國安,轉捩點是 1947 年總統杜魯門簽署的 9835 號行政命令,在各個行政部門推行「忠誠計劃」,針對共產主義威脅,目的是找出「可能」無意間洩漏國家機密的內鬼。客觀上,這道行政命令大大降低「背叛」的門檻,也無意中加重政府內部對同性戀者的打壓。
1950 年麥卡錫發表極具爭議的演說,聲稱掌握為國務院工作的共產黨成員名單;同年負責內部安全的副國務卿佩里福伊(John Peurifoy),在國會聽證會列舉因安全風險受查或離職的員工,提到有 91 宗「可疑類別」個案,據稱全部都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在議員追問下,佩里福伊承認「絕大部分都是同性戀者」,而且全數遭到解僱。
國務院解僱近百名同性戀者消息傳出後,右翼傳媒與政治人物開始熱烈討論,反過來以此佐證同性戀確實是國安風險。此後,麥卡錫辦公室收到的 25,000 封請願信,比起擔心共產黨滲透,其中大部分人更關注於「性墮落」(sex depravity)問題,也就是他們眼中的同性戀問題。
同性戀者特別容易受敲詐?
另一邊廂,身為共和黨少數黨領袖的參議員惠里(Kenneth Wherry)為反同性戀滲透的政界領袖,與民主黨參議員希爾(J. Lister Hill)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同性戀者滲透聯邦政府」問題,1950 年 3 月傳召緝捕同性戀的警隊專家 Roy Blick 作供。他警告外國勢力引誘年輕未婚女性進行同性戀行為,以招攬她們加入共產主義地下組織;他甚至報稱,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女員工當中,有 40 至 50 人參與「性狂歡」,過程被拍攝下來,繼而遭受共產主義者敲詐。
諸如此類的說法,令戰後美國同時彌漫著「紅色恐慌」與「薰衣草恐慌」。杜魯門政府制定的「美國國家安全目標與計劃」(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NSC 68),也把共產主義社會理解成具傳染力的性變態社會:「人格如此破碎和扭曲下,推使他們積極投入自我墮落的行為」。時任司法部長麥格拉思(J. Howard McGrath)對同性戀與共產主義的形容也幾乎相通:「他們無處不在,在工廠、辦公室、肉店、街角、私人企業,每個人都帶著對社會致命的細菌。」透過與恐共情緒扣連,當時美國政壇共同營造出同性戀的恐怖形象。
對很多人而言,同性戀者生活在社會陰影中,所以更易受到敲詐,不適合在政府機構工作,這種看法似乎合理,但從來沒有實際根據。實際上,每個人都有可以被敲詐的把柄,與性取向無必然關係。1991 年國防部研究進一步推翻有關假設,證明 1945 年起有 117 名美國公民干犯或企圖干犯間諜罪,其中只有 6 人是同性戀,沒有任何一人曾經受到敲詐。
Kirchick 提醒只要我們回顧歷史,便可明確地看到 1950 年代對同性戀的清算,其實是由恐懼與偏執所驅動,而不是基於實際證據。接踵而來的調查與訴訟,以及對受害者個人生活的破壞,提醒我們以偏見和誤導資訊決策所帶來的社會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