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等教育為人垢病的，其一有「成績通脹」，也就是愈來愈「好 grade」，美國老一輩畢業生看現今學生的成績數據，或會用「嬌寵」、「千禧世代」等字眼來形容，跟香港的「九十後唔捱得」異曲同工。但另一方面，有學者卻關注「成績通縮」的問題，那就是教授以拉曲線來評等，造成的不公平與破壞合作的惡果，誰有道理？
調查發現，在 135 多間 4 年制的高等院校中，超過 4 成的成績等級是 A 等，評級在近 30 年來愈來愈「鬆手」。拉曲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對抗成績通脹，如 10% 最高分數的學生能得 A 級，次 30% 的得 B級，如此類推。這有時是院校規定了，有時則是教授自行制定。
拉曲線製造惡性競爭
但強行拉曲線便存在兩大問題。首先是任意的分等界線有可能會排除了表現出色的學生，例如假若據曲線規定，班上只有 7 名的同學能取得 A 級，但其實有多達 10 名同學同樣出色，結果便會有 3 名同學無辜地被「處罰」而只得 B 級。經濟學家 Pradeep Dubey 及 John Geanakoplos 的研究結論便指，強制分佈法評核成績的確降低學習動機，他們認為絕對分數評等比拉曲線更佳。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華頓商學院教授 Adam Grant 則更關注拉曲線造成同學惡性競爭的問題，因它製造了過份競爭的文化，甚至等同向同學傳達「世界就是零和遊戲」的信息——你的成功代表我的失敗。
對於公平，可謂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殘酷的世界本是零和遊戲，學校更應反映現實，尤其是像 Grant 所任教的商學院，但 Grant 同時也是機構心理學家，他認為世界不盡然是零和。
合作者得道多助
Grant 提出兩項理由。一是僱員的工作表現，除了本身的工作能力，也包括與其他員工的合作狀況。一項分析了 168 項研究的綜合研究便顯示，領導非常著重能令團隊和機構運作順暢的員工。
另外，Grant 花了十年時間研究，時刻希望領先別人的「收益者」（takers）與享受協助他人的「貢獻者」（givers）。他發現在不同行業如工程、醫學和零售中，收益者在短期，事業的確較為成功；但長期而言，貢獻者卻得到更大成果。他解釋，收益者相信零和遊戲，他們最終處於老闆、同事和顧客互不信任的情況；但貢獻者則能建立更深厚的關係，也就是所謂「得道多助」。
不拉曲線成績更佳？
而 Grant 身體力行，在 7 年前決定在他的課堂改變院系學生的學習文化，鼓勵群體合作，同時保持學業水平與個別評核成績，但能做到嗎？
Grant 首先大大增加考試的難度，來鼓勵同學需更努力學習，但他同時新增一項規則，就是確保他人的成績不影響自己的等級，Grant 亦向學生保證大家的成績不會因此拉低，如他承諾若最高分的是 83 分，他便會向每位同學加上 17 分，總之一個人的優越表現絕不會有害其他人的成績等級。
不過即使減低了競爭性，但尚未能達致原先的宏大目標——以團隊努力來準備考試。直到 4 年前，Grant 想到方法。期終考試是選擇題式，他向同學表示，可選擇一條他們認為最不確定的題目，指定另一名班上或會答案的同學作答，如果該名同學答對了，他們雙雙可得到分數。Grant 打趣地比喻這就像「百萬富翁」。
雖然這額外的分數其實只是 120 分總分的 2 分，但整體的效果是，該學期的平均分比上學期的高出 2% ，而且也不是因多了那 2 分而提升的，而是同學在互相學習、共同奮鬥的結果。其實一直以來大家都明白在「教學」中，教者同樣從中學習。
另一個合作的好處就是，在個人和專業者之間可建構「交換記憶」（transactive memory），即是在有需要的時候，可通過詢問來得到所需資訊。例如在團隊合作中，如有同事是某方面的專家，那便並不需要每人均知悉全部在 PowerPoint 的資料，分工合作。
這在現實的金融世界也相當重要，有研究就發現，即使是出色的投資分析員，在進入新公司首兩年，他們不容易投入隊伍；而「交換記憶」則可協助他們尋找幫助。因此，若學生能了解誰是在某方面誰是專家，他們便可從中學習。Grant 說：「高等教育的分數不是你的頭腦累積了多少知識，而是你習得如何學習技能。」
於 2014 年的期終考前，有同學向全班發電郵表示，她和朋友預留了房在週六下午溫習，歡迎其他同學參加。同晚，有另一位同學建議同學可分工製作溫習筆記，僅在兩分鐘以後，第三名同學表示他早已撰寫了完整的學習指引，並向全班同學分享。
最後於那學年，那一班的成績提升了 2.4%。有同學向 Grant 表示，「我從未見過一班同學是如此渴望協助其他同學成功的。」商業社會是弱肉強食，必然零和嗎？也許在社會營營役役的打工仔感受最深，但 Grant 仍很努力地嘗試證明，以拉曲線評等是錯的，以及合作比勾心鬥角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