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新自由主義社會有一種弔詭現象：一方面宣揚「社會並不存在」，一切靠個人努力，際遇如何責任自負；另一方面，特權指控大量湧現，部分族群靠背景或身份不勞而獲，破壞遊戲規則。美國維思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系教授 Sean McCann 指出，不論是責任制或特權論，兩者均強調個人而忽略制度，如要走出當今社會契約危機，必須重審新自由主義之下責任與特權的定義，從社會角度思考問題。
Sean McCann 綜合兩本分別探討責任與特權的著作，批評新自由主義社會將一切問題導向個人。哈佛大學政治學講師 Yascha Mounk 近作 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 Luck, Choice and the Welfare State 開宗明義宣告現今即為「責任時代」，左翼右派縱然取態有別，盡皆強調個人要為自己人生負責，政府只需退居幕後，盡少介入社會政策。Yascha Mounk 指出，一味推崇個人責任，背後實出於一種烏托邦意識形態。
在馬克思的理想國，社會運作邏輯「從能力過渡至需要」（”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身處責任時代，則是「從欲望轉移至能力」（”From each according to her desires, to each according to what she has earned.”）。Yascha Mounk 表示，兩者同為意識形態之餘，後者或比前者更多擁躉。基於一種對公義社會秩序的幻想，責任論者設想所有個體都會照顧自己，而政府則確保付出會得到相應回報。然而上述理念不單模糊，實際上亦鮮有成果。
近數十年來，由共和黨列根到民主黨克林頓和奧巴馬，美國以個人責任為一切政策之本，壟斷了民主社會的定義。保守派共和黨固然一直提倡廢除一切福利，而民主黨人即使支持部分福利政策，亦援引右翼修辭，將福利範圍限於「有意工作者」（例如領取失業保障期間必須積極尋找工作），旨在保障「負責任人士」免遭剝奪力爭上游的權利。克林頓上任時揚言：「我們必須盡展美國所長：給予所有人機會，同時要求所有人負責。」奧巴馬的說法則是：他為數以百萬計勤勞守規的美國人服務，假如美國要繁榮興盛，必須要求所有人付出責任。
個人責任論不止塑造出「懲罰性社會福利」，亦加強了政府的懲戒角色，大量監禁伴隨有條件福利而來。同一邏輯又為私有化政策背書，衍生了醫療儲蓄戶口、教育儲蓄投資計劃、高昂大學學費等等政策，由以往隸屬公共資源改變為私營利益主導，潛台詞是：你必須有遠見有運氣，否則後果自負。假如你無錢交大學學費，是因為自己未有做好生涯規劃；獅子山下，笑貧不笑娼。
責任論長久存在於道德觀念中，並非當代新鮮事，然而 Yascha Mounk 指出，責任的概念從 20 世紀後半歷經重大轉變，由社會性的責任（responsibility-as-duty）趨向個體性的義務（responsibility-as-obligation），實在是一種對責任的錯誤理解。對 Yascha Mounk 而言，大部分人並不自私，照顧自己以外，亦樂意關心他人，社會毋須刻意懲罰不智或不幸者，反而應賦予民眾關心彼此的責任。與其關注個人有否得到回報，不如重整政策與制度，鼓勵每人共建融洽社會，才是責任的正確理解。
特權概念同樣面臨由社會性轉為個人化的傾向。新自由主義鼓吹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在其烏托邦中，理應無人擁有特權；因此，指控特權等於指控責任時代失敗──遊戲規則並不適用於所有人。美國學者 Phoebe Maltz Bovy 著作 In The Perils of “Privilege”: Why Injustice Can’t Be Solved by Accusing Others of Advantage 追溯特權在美國的前世今生，表示特權在趨向個人化的觀念轉變中，逐漸失去批判社會的力量。
特權作為「不勞而獲資產」（unearned asset），對於高舉責任的社會，自然是不受歡迎的副產物。Phoebe Maltz Bovy 引述女性主義學者 Peggy McIntosh 一篇著名論文 White Privilege and Male Privilege: A Personal Account，指出特權概念在美國一開始專指種族及性別階級的社會不公現象，後來涵意延伸為所有優勢，衍生出各種文化論述，最終蔓延至個人層面，例如「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既體現於警察針對種族的社會性差別待遇，亦表現在「白人罪咎」（white guilt），成為一種個人懺悔行為。特權觀念隨之無孔不入，廣泛散播。
Phoebe Maltz Bovy 認為，特權概念與民主理念不相容，意味一種對制度不公的指控，在貧富懸殊擴大、種族衝突頻仍的當代美國出現，乃是無可避免，因此如將特權限制於個人層面，等於限制其批判力量。譬如 Peggy McIntosh 認為只要特權階級勤於反省，不單能自我救贖，還可以改變政治風向。Phoebe Maltz Bovy 對此不表同意，反指意識鮮少引發行動，而內省只會為特權批判設限，往往將其導向個人表現而非社會制度，例如譴責一個官二代炫富之時，卻不追溯背後的官商勾結問題。一味抑遏表象無助治本。
責任時代遇上特權時代，反映既有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已陷入危機。Sean McCann 表示，美國近半世紀以來不斷鼓吹追求個人利益，承諾只要付出即可得到相應回報；而特權批判的冒現，正正顯示「社會愈趨分化、不安而且憤怒」。前者針對「窮人失職」（undeserving poor），後者批評「富人不值」（unworthy rich），同樣關乎特定對象資格來小修小補，而非宏觀解決問題之源。唯有擺脫個人層次的惡性循環，才有可能走出現今社會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