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以來，私營模式逐漸取代公營制度，以自由市場與效率之名，將公共資源私有化。但對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政治科學系教授 Bonnie Honig 而言，公共資源是民主的基石，一旦變賣，民主制度亦將難以維繫，私有化浪潮是威脅民主的警號，必須加以節制。
近年私有化已成為主流政策，最新例子有杜林普質疑歷屆美國總統濫用劃建國家保護區的權力，「鎖起數以百萬公頃水土資源」，揚言要終結此法例。諷刺的是，絕大部分國家保護區都對外開放，屬於公共用地，所謂「鎖起不用」（”locked up”）僅就牟利發展商而言。
假如國家資源全盤私有化，會否如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所願，達致完美分配境界？政治學者 Bonnie Honig 在新作 Public Things: Democracy in Disrepair 則持相反意見，顧名思義，該書提倡保育公共資源，否則民主將隨之「失修」。
「民主實驗包括緊密人際關係，共用課室、道路和巴士，一同付出、投訴、讚賞或享受。」根據 Bonnie Honig，當人們與公共資源諸如橋樑、污水處理系統、學校、交通和圖書館結成互動關係，才會成就「人民」（”the people”）；將資源私有化，或是參與人數不足，事物則再無法凝聚公民意識，繼而動搖民主的根基。
Bonnie Honig 引述政治學者 Wendy Brown 的理論，批評「新自由理性」（”neoliberal reason”）將一切事物視作經濟數字，並已騎劫政客思維，成為世界多國政府的政經方針。Bonnie Honig 雖然支持公共資源，但不諱言「公共」亦有排他性，而正正從資源歧視的歷史，可以看出公共資源對營造公民身份至關重要。
例如在美國種族隔離時代，不少公共資源（譬如巴士座椅）僅限白人使用，黑人一旦佔用，即是犯法。「無權」使用公共資源，等於「不完整公民權」。Bonnie Honig 認為，1960 年代民權運動之所以著眼於爭取全面開放公共資源，恰恰出於「使用公共資源的權利相當於公民權」，排拒在公共之外，亦即不被承認為「人民」。
書中借用英國精神分析學家威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及德國政治科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理論，闡釋公共資源得以營造公民身份的邏輯。威尼科特從幼兒心理實驗中發現，小童需要一個「過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慰藉物」（comfort object），譬如一個玩具，作為自己與世界的橋樑，藉此理解外界現實。經由玩具的勞損折舊，兒童察覺到世界的客觀存在，不以主觀意志改變，從而建立起個人身份及客觀意識。Bonnie Honig 將心理學說引伸至政治層面，表示民主同樣「依賴某些物件，將廣大公民凝聚為自治政體，消除個人全能的幻想，同時向其灌輸集體意識、責任、社會行為、以及關心。」而公共資源就是居中營造「民主集體性的客觀關係」的關鍵。
同樣，漢娜鄂蘭主張物件一方面限制人心，另一方面促使人類關心世界，工具是人類賴以接觸外界的關鍵。漢娜鄂蘭將人類經驗劃分為三個範疇：勞力（Labour）、行動（Action）、工作（Work）。勞力是維生基本所需的活動，行動是創造意義的行為，工作是製作工具以掌控環境。憑藉工作，人類得以超越求生層次，成就意義。據 Bonnie Honig 申述，威尼科特與漢娜鄂蘭同樣強調物件對維持人際關係穩定、完整及緊密的重要，分別只是在於前者稱之「關注」（”concern”），後者名曰「關心」（”care”）。關注／關心公共資源，就是聯繫公民與公民的橋樑，與社會建立健康關係的基礎。
私有化潮流浩浩蕩蕩，歷年不衰，民主肌理會否已被侵蝕？現時開始抵制會否太遲？Bonnie Honig 相信有心不怕遲，而且通過維護公共資源，喚起人民對他人的關心關注，更能維護民主，例如美國保護原住民水土資源的反輸油管運動，以及佛蒙特州自給自足農夫社群，而桑德斯呼籲實行全民醫療保障、免費大學教育，更是擴大公共資源之舉。杜林普團隊上任以來大推私有化，意欲放寬行業監管、行學券制、削減福利補貼大型企業、撤換平價醫保法案等等，治下美國新自由主義將愈演愈烈。杜林普未必是專制獨夫，但民主亦往往不會毀於一旦，而是慢性死亡：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