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社會學副教授 Rachel Sherman 為籌備新書 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研究有錢人的消費，訪問了 50 名紐約富爸媽。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任職金融及相關行業，或繼承數百萬美元資產，以各自或共同身家計算，屬於全國最富裕的 1% 或 2% 人口。但弔詭的是，這些人非但拒絕炫富，甚至極力掩飾，強調自己只是「普通人」。
30 多歲的闊太 Beatrice 每次添置新衣，都會將價錢牌摘去，免被家傭看到，連買 6 美元的麵包也會這樣處理。她解釋，此舉是為消除她們之間經濟不平等所帶來的不適。相對於家傭，她坦言：「我的選擇多得令人咋舌。6 美元的麵包也令人咋舌。」有室內設計師亦指，富戶訂購昂貴傢具及其他貨品，也會要求送貨時「把價錢牌拿走，免給家傭及工人看到」。
這些富人很忌諱談及家底有多豐厚，彷彿有錢是種羞恥。有超級闊太對被問及家庭資產而吃驚，她形容：「就似問人『你有手淫嗎？』那樣。」多位女性自稱瞞著丈夫受訪，笑言「他會殺了我」或「他更為低調」。Scott 夫婦因搬進頂層豪華公寓（penthouse）而苦惱，男的表示：「我們想要別人一進屋就驚嘆嗎？這太累人了。」女的則要求郵政局把地址中 penthouse 的縮寫「PH」改成樓層，說是「PH」這兩個字太過「精英和勢利」。
Sherman 發現，他的受訪者從不自稱「有錢人」或「上等人」，傾向形容「過得舒適」或「幸運」，有些更自認只是「中產」，說是比起紐約市的超級富豪，自己仍是「比上不足」。他指出此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富人長期被視為貪婪無情，甚至有傲慢、自私、勢利及自命不凡等刻板印象，自全球金融危機及佔領華爾街活動後，收入不均的問題浮現於世，令形象更為負面，所以富者極力隱藏，渴望靠攏大眾，從而跟被污名化的「1% 最富人口」劃清界線。
但要完全撇清關係，其實並不容易。Sherman 解釋，在 20 世紀中大部分時間，上流社會結構都非常統一，幾乎全是精英教育下的白人新教徒；但二戰結束以後，不同種族及宗教背景的人士也開始入讀精英學校，或因踏足金融業賺得天價報酬。與此同時，金融及相關行業掘起，令最富有的一群中多了批「勞動的富人」（working rich）。從此，富人若想免受大眾批判，就要讓自己看起來值得擁有特權，而所謂的「值得」，便是努力工作以及明智消費。
在 Sherman 的受訪者中，很多都致力表現得像個「常人」。Talia 的丈夫任職金融業，年薪 50 萬美元，受訪時正將兩間公寓打通改建，租了鄉村大宅暫住，但她會說：「我們過得相當正常。」譬如在家吃晚飯、給孩子洗澡、給他們說故事、每天走路上學。Sherman 更指，很多受訪者不愛炫耀東西有多貴，反而熱衷說起在嬰兒車掛的便宜貨、在平民百貨 Target 買的衣服、現時開著的舊車；他們會批評富豪奢侈消費，苦惱如何避免子女太過「離地」。
當大家對炫富者窮追猛打時，Sherman 卻認為有錢人刻意隱身，同樣並非一件好事。現時收入嚴重不均，但面對這種傾斜，富者對自己的財富緘口不言，沉默似乎有種「對邪惡不聞不問」的立場。受訪者們對錢避而不談，試圖活得如同「常人」，藉此讓自己符合社會對富人的道德判斷，或得以隱身於「中產」行列，而同時保持物質上的優越。他指出，這種判斷分散了大眾的注意，不再去思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而富裕人士掩飾優勢，消除自己對這種不平等的不安，卻無法誠實面對問題或作出改變。
「當自由派和左派評論者呼籲有錢人承認自己的特權，其實同時強調了這種身份認同。一個人承認自己屬於特權階級，亦不見得會去改變資源累積及分配不平等的制度。我們不應討論個人在道德上是否值得擁有，而應討論特定社會安排在道德上應否存在。」Sherman 向大眾提出疑問：「我們想要的社會，是只要某些人夠勤奮、表現夠慷慨和不炫富，就有資格坐擁數千萬甚至數十億美元的財富？抑或應有另一些道德規範，即使既得利益者如何友善平和，社會仍會批判貧富懸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