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項諾貝爾獎當中，和平獎顯得別樹一格。有別於其他諾貝爾獎，和平獎所表揚的並非得獎者的貢獻，而是委員會對得獎人改變世界的期望。像今年由倡導團體「國際廢除核武運動」獲獎，正是要表揚組織致力使世人關注使用核武的災難性人道後果。不過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
縱然，諾貝爾和平獎的擁護者強調，獎項能為得獎者吸引媒體注意，以向得獎者及其支持者加持，對國際社會施壓。但 Krebs 教授反駁，像 1991 年頒獎予昂山素姬，成功令世人留意緬甸的困境，只是萬中無一的個別例子。他的研究顯示，甚少證據顯示此獎能引起持續性的全球關注。譬如 2005 年的得主「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總幹事 Mohammed El Baradei，本來就已廣受注視，然而南非的種族隔離、以巴衝突或北愛爾蘭問題等議題，得獎後卻沒能引起足夠的國際性報道。
但更令 Krebs 教授憂慮的是，當諾貝爾和平獎推動宣傳政治及社會變革時，獎項本身卻有可能對其肯定的運動，造成非常真實且有害的影響。他解釋，極權國家不會只因諾貝爾委員會肯定一名異見人士便趨向自由開放，反而會因擔心國內的社運人士受到鼓舞，於是比任何時候都落力打壓。例如達賴喇嘛及昂山分別在 1989 年及 1991 年得，西藏及緬甸便收窄政治空間，而劉曉波亦沒因得到和平獎而獲中國政府釋放。同樣，那些重男輕女的社會，當地人根深柢固的兩性角色，也不會只因部分西方人士將和平獎頒予一名女權運動分子便有所改變。
Krebs 教授認為，諾貝爾委員會的用意是值得加許，惟結果有可能悲劇收場。因為和平獎既鼓舞了改革者，卻也動員了反對他們的力量。當世人為諾貝爾委員會勇敢及振奮的選擇而歡呼時，真正的勇者卻要承受焦慮的領導人對他們的打壓。即使像緬甸，和平獎真的促進了政治變革，但昂山已由當年備受推崇的異見分子，淪為如今被指對逼害就手旁觀的冷血之徒。Krebs 教授認為：「諾貝爾委員會的選擇確是高尚，但就我的研究來看，有時候那選擇卻也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