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由美籍匈牙利裔科學家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醫學家韋斯曼（Drew Weissman）同時奪得，以表彰他們在 mRNA 的創新研究。有科學家提醒，兩位得獎者都從事基礎科學研究（Basic Research），mRNA 研究成果起初沒有實用價值，最終卻為 Pfizer-BioNTech 和 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開發奠定基礎。今次得獎，重申基礎科學研究對人類科技創新突破相當關鍵。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IT）生物化學家兼微生物學家 André O. Hudson 接受學術交流平台 The Conversation 訪問時解釋，考里科與韋斯曼的成就象徵著基礎科學的力量。基礎科學研究通常是源於對意外發現的好奇，想要理解其根本原因，繼而尋根究底，其探究精神旨在理解自然世界，但研究成果不保證有實用價值。
不少早期科學發現，其實都是從基本觀察開始，問的都是看似簡單的問題：「為甚麼會這樣？」然後，這些觀察和問題才逐步轉化為造福人類的醫療技術。考里科與韋斯曼的研究始於 90 年代初，正屬於基礎科學的研究案例，他們發現修改 mRNA 可降低人體炎症反應，意外為其他研究者提供改進疫苗的可能。
在歷史上，還有許多醫學重大突破都是源於基礎科學，例如微生物學家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抗生素。在 1920 年代末，弗萊明在實驗室培養細菌，發現培養皿意外遭到「產黃青黴菌」（Penicillium notatum）污染，但凡此真菌存在，細菌生長就會受到抑制。他好奇下開始研究，成功分離出青黴素。及後出現更多相關追問，意外開啟抗生素時代。到 1952 年，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就因發現治療首個肺結核的抗生素「鏈黴素」（Streptomycin），獲頒發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基礎科學研究經常受輕視
儘管基礎科學影響深遠，但從發現到實際應用的路途往往很長。由考里科與韋斯曼發現修改 mRNA 到開發 COVID 疫苗，前後相差不過 15 年時間，在歷史上其實還屬異數，眾多基礎科學發現都需要數十年，最後才能轉化為市場產品。Hudson 指出，這種延遲可能是由於市場需求和資金限制造成，將研究從實驗室轉化為實際應用，存在相當多複雜難題。
Hudson 強調，基礎科學對於培養下一代科學家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幾乎每位科學家都是接受基礎科學指導下受訓，畢竟開始研發 mRNA 疫苗前，必先了解 mRNA 在何時、何處及如何進行修改。他提醒不少多年前的基礎科學成果，至今仍然有影響力，「當我撰寫論文時，我引用的往往是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發表的研究」。
假如想要激發未來的科學家，最好辦法無疑就是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好奇心，展開更多基礎研究。不過很多人對基礎科學有常見誤解，以為實際價值不顯而易見，所以就是浪費資源。Hudson 認為，社會有需要提高科學識讀能力，以便更深刻地了解基礎科學在推動未來創新突破發揮的關鍵作用。
「從短期來看，基礎研究的價值可能不太明顯。但從長遠來看，歷史已經證明，如今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東西，例如常用的醫療設備如 X 光、激光和磁力共振（MRI）等，其實都源自科學家在實驗室的基礎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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