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胚胎設計嬰兒,道德比技術更難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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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起跑線上已不夠,更甚者要贏在射精前。此言不差,基因技術愈來愈進步,要造出更好的嬰兒已不是空談的理想,但難關總在道德問題上。

許多年前,Lesley 及 John Brown 夫婦想生一個孩子,但經過 9 年嘗試,最終仍是因為輸卵管阻塞而失敗,直在 1977 年尾,這對英國夫婦把希望寄託在兩位科學家手中。

起點:人工受孕

1978 年 7 月 25 日,夫婦終於迎來他們期望已久的女兒。英國生物學家 Robert G. Edwards 和醫生 Patrick Steptoe 研發體外受精技術,讓父親的精子及母親的卵子在培養皿中結合,再將胚胎植入子宮內進行正常發育 —— Louise 的出生開創了先河。

Louise 被統稱為「試管嬰兒」,但這個標籤令人聯想起科學怪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宇宙的自然秩序從此失效,讓無數人陷入道德恐慌之中,但受惠者卻認為這項技術溫和而正面。蘇格蘭女士 Grace MacDonald 在 1979 年 1 月生下第二個體外受精男嬰 Alastair,她曾向英國廣播公司指出「此項技術並沒有甚麼不道德的,只是幫了自然的事一把而已。」

Louise Brown 出生以後,遺傳學中一些更超前的發展,引起了道德倫理及政治風波。不過,體外人工受孕(IVF)現時已獲廣泛採用,即使仍有像羅馬天主教會的反對團體,世界上以該技術出生的嬰兒估計仍有 600 萬名,有說佔了一些發達國家嬰兒的 3%。美國婦產科教授 Paula Amato 博士認為,關於設計嬰兒(Designer-baby)的恐懼,主要來自「過分誇大」。

道德問題與疾病治療

20 多年前開發的植入前基因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屬體外受精的一種。夫婦家族如果曾患有嚴重疾病,如體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囊狀纖維化(Cystic Fibrosis)、常見於猶太族群的遺傳病家族黑蒙性癡呆症(Tay-Sachs)及唐氏綜合症,都可以通過實驗室作胚胎檢測,測試遺傳缺陷傳給後代的可能性。而在顯微鏡下看起來健康的胚胎,就可以植入母親的子宮中,進行正常發育。

紐約 The Fertility Institutes 總監 Jeffrey Steinberg 博士告訴紀錄片節目 Retro Report :「技術就在此,只應用於疾病。」並續說:「我決定打開大門、推而廣之。」這項技術牽涉好些道德問題,即使面對許多醫生的質疑,他仍提供以提高嬰兒理想眼睛顏色機率的 P.G.D.。近年更有國家發展出透過 P.G.D. 選擇孩子性別的服務。

現在還有其他改變基因的技術,例如線粒體轉移(Mitochondrial transfer)。母親的基因缺陷令她很可能會生下一個同樣有嚴重缺陷的孩子,因此從她的卵子中抽取 DNA,並植入到另一名有健康線粒體的女性的卵子中,但在孩子出生後,就會成為「三親嬰兒」。

另有一種是常見的 Crispr 的基因編輯方法,由美國生殖生物學家 Shoukhrat Mitalipov 帶領的研究小組,透過名為 Cas9 的酶作為「手術刀」,切除可導致心肌增厚、令年輕運動員猝死的變異基因。理論上說,這意味著如果 Crispr 令胚胎基因變健康,健康的胚胎再植入子宮,最終誕生的孩子便不會帶有變異基因,更不會影響再下一代,控制世代細胞的遺傳物質,將會永久改變。

爭議之聲

Brown 夫婦早已去世,Louise Brown 也年屆 40,那些曾圍繞著其父母的道德辯論,亦早已煙消雲散。而一些倫理學家也看好這些去除疾病的技術,能抹走遺傳病為家庭帶來的痛苦,畢竟,兒童接種疫苗不也是為了同樣目的?

有論者質疑,如果有一天基因編輯不再用於對抗疾病,而是設計給其他人更強壯或更聰明的人 —— 若人能自己生產基因更強的人,那該如何阻止?除了牽涉優生學的道德疑慮之外,有能力負擔這些技術的都是有錢人,亦令人憂慮會擴大富有者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

不過在現階段,確保嬰兒健康仍是首要目的。2017 年,由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醫學研究所(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組成的諮詢小組原則上認可了基因編輯技術,但條件是它僅用於處理「嚴重疾病和殘疾」,並且只在沒有「合理替代方案」時,方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