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近中國網絡上許多人聲討「中文流利的洋人」，都說他們一旦精通中文，就變得滑頭、世故、不老實、不安好心，令我有點疑惑：
首先，就這二十來年世界變平了的光景來看，「鬼佬」的水準也在一落千丈，也許他們來中國之前，就不是甚麼好貨色，未必是學中文令他們變壞了。
再者，到底這些精通中文的鬼佬，精通的是甚麼中文呢？是家長里短，酒色財氣，還是詩書經綸，其中可是天差地別。
洋人通中文，就變得跟中國人一樣壞？清末民初的中國通對此必然不會服氣。譬如執掌大清海關總司近半個世紀的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能和當時統治中國的最高層官員打交道，那才是實至名歸的精通中文。
最近在看 Mark O’Neill 的「赫德傳」，其中關於他學中文的一些蛛絲馬跡值得留意。
1854 年他為學校推舉，以高材生的身份獲聘為「駐中國編外翻譯」，來到香港，聽從港督寶靈爵士教誨，必須刻苦學好中文：平時在街上多逛，記認商店招牌，到書攤仔細打量，看看書名，多聽人交談，「好像隨身帶備解悶的藥一樣」。
他的中文老師都是考科舉的士人，使用的教材是「論語」、「孟子」和「詩經」等典籍，每天上 5 個小時的課，和修行無異，但收效顯著，短短半年內，他便說自己已經可以在詞彙方面，和老師互相理解。到 1858 年移居廣州，在聯軍管治委員會擔任秘書和翻譯的時候，他開始讀「紅樓夢」了。
有意思的是，據他自己記載，來香港之前，他的身邊都是狐群狗黨，終日去尋花問柳，選擇去香港和中國，反而是要逃避「過著放浪形骸生活的土壤」—— 這個土壤可不是十里洋場的上海，而是指貝爾法斯特（Belfast）。
正是由於中文基礎優良，到 1861 年初總理衙門成立的時候，機會來了。
當時總理衙門正式確認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繼續請掌管上海海關的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Lay）到北京統領（前文講過，上海海關原由租界工部局成立）。但是李泰國收到聘書之後，居然告假回英國去了，讓赫德和另一名專員一起暫代職務。
恰好另外這名專員不懂中文，也不熟悉中國官場，於是赫德得以獨自進京，見到了他未來的上司，總理衙門的領袖恭親王，以及恭王的心腹文祥。
文祥是當時最開明和優秀的滿族官員，赫德與文祥會面（其實就是見工），談了 7 個小時，對答如流，令對方極為賞識。當然後來也給恭王留下極好印象，乃至於強烈要求他留在北京。這兩次會面令人遐思無限，到底一個才來到中國 6 年的洋人，和這兩位從小讀聖賢書的士大夫說了些甚麼呢，而令對方心悅誠服，願意將如此重大職責交給一個才 26 歲的年輕人？
臨陣放飛機的李泰國最終被炒魷，赫德評價他「做事無分寸，隨心所欲，有勇無謀，總是使人感到惴惴不安」。清朝政府則對他嚴詞譴責：態度蠻橫，剛愎自用，不聽勸告，既不顧清朝官員的憤怒，也不顧其他外國公使的妒忌，「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可知在當時中國士大夫的文化是一種共同語言，如果赫德也像今天的洋人，只精通喝酒泡妞，街市還價的行話，還有可能獲任海關總司嗎？
獲委重任之後，他親自用中文撰寫長達 4,000 字的備忘錄「局外旁觀論」，向恭王建言，批評中國官場的裙帶關係，貪污賄賂，中飽私囊，建議改革俸祿制度，採購西方技術，編練新軍等等，其中包括後來落實的同文館，也就是中國第一個正式的翻譯機構。當然，因為他的出力，促成了總理衙門首度對外派駐使節，即駐英公使郭嵩燾，也是當時最優秀的頭腦之一。
他還專門挑選來自歐美，出身良好，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到北京海關總司任職，親自教導，要求他們一概學好中文，其中不乏牛津、劍橋和哈佛的畢業生，譬如來自波士頓的作家 Edward B. Drew。而被他淘汰的鬼佬，首先是最早來華的一批西洋冒險家（以英美為主），通常不通中文，教育程度低，在本國的社會地位就低於其他洋人，而赫德覺得海關總部充斥這樣的人，有欠尊重，會令人看不起。
這種體面，如果不是自己堅持，當然是雨打風吹去，一絲也不會剩。
民國的頭號名媛，外交家顧維鈞的夫人黃蕙蘭，對上海的惡評就來自於這種體面的喪失，她說：「上海充滿了白俄和做運輸生意的英國人，這些人在本國是無名小卒，到中國來卻裝出一派上等人的神氣。」
所以呢，赫德沒有因為學中文而變壞，甚至可以反過來說，因為學了中文，和一些最好的中國士大夫相處交往，令他回復了方正君子的本色。但問題是，早就沒有了那些士大夫，又沒有了黃蕙蘭，還從哪裡去吸引真正體面的洋人，還能令他們有決心學好中文讀「紅樓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