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近中國網絡上許多人聲討「中文流利的洋人」,都說他們一旦精通中文,就變得滑頭、世故、不老實、不安好心,令我有點疑惑:
首先,就這二十來年世界變平了的光景來看,「鬼佬」的水準也在一落千丈,也許他們來中國之前,就不是甚麼好貨色,未必是學中文令他們變壞了。
再者,到底這些精通中文的鬼佬,精通的是甚麼中文呢?是家長里短,酒色財氣,還是詩書經綸,其中可是天差地別。
洋人通中文,就變得跟中國人一樣壞?清末民初的中國通對此必然不會服氣。譬如執掌大清海關總司近半個世紀的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能和當時統治中國的最高層官員打交道,那才是實至名歸的精通中文。
最近在看 Mark O’Neill 的「赫德傳」,其中關於他學中文的一些蛛絲馬跡值得留意。
1854 年他為學校推舉,以高材生的身份獲聘為「駐中國編外翻譯」,來到香港,聽從港督寶靈爵士教誨,必須刻苦學好中文:平時在街上多逛,記認商店招牌,到書攤仔細打量,看看書名,多聽人交談,「好像隨身帶備解悶的藥一樣」。
他的中文老師都是考科舉的士人,使用的教材是「論語」、「孟子」和「詩經」等典籍,每天上 5 個小時的課,和修行無異,但收效顯著,短短半年內,他便說自己已經可以在詞彙方面,和老師互相理解。到 1858 年移居廣州,在聯軍管治委員會擔任秘書和翻譯的時候,他開始讀「紅樓夢」了。
有意思的是,據他自己記載,來香港之前,他的身邊都是狐群狗黨,終日去尋花問柳,選擇去香港和中國,反而是要逃避「過著放浪形骸生活的土壤」—— 這個土壤可不是十里洋場的上海,而是指貝爾法斯特(Belfast)。
正是由於中文基礎優良,到 1861 年初總理衙門成立的時候,機會來了。
當時總理衙門正式確認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繼續請掌管上海海關的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Lay)到北京統領(前文講過,上海海關原由租界工部局成立)。但是李泰國收到聘書之後,居然告假回英國去了,讓赫德和另一名專員一起暫代職務。
恰好另外這名專員不懂中文,也不熟悉中國官場,於是赫德得以獨自進京,見到了他未來的上司,總理衙門的領袖恭親王,以及恭王的心腹文祥。
文祥是當時最開明和優秀的滿族官員,赫德與文祥會面(其實就是見工),談了 7 個小時,對答如流,令對方極為賞識。當然後來也給恭王留下極好印象,乃至於強烈要求他留在北京。這兩次會面令人遐思無限,到底一個才來到中國 6 年的洋人,和這兩位從小讀聖賢書的士大夫說了些甚麼呢,而令對方心悅誠服,願意將如此重大職責交給一個才 26 歲的年輕人?
臨陣放飛機的李泰國最終被炒魷,赫德評價他「做事無分寸,隨心所欲,有勇無謀,總是使人感到惴惴不安」。清朝政府則對他嚴詞譴責:態度蠻橫,剛愎自用,不聽勸告,既不顧清朝官員的憤怒,也不顧其他外國公使的妒忌,「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可知在當時中國士大夫的文化是一種共同語言,如果赫德也像今天的洋人,只精通喝酒泡妞,街市還價的行話,還有可能獲任海關總司嗎?
獲委重任之後,他親自用中文撰寫長達 4,000 字的備忘錄「局外旁觀論」,向恭王建言,批評中國官場的裙帶關係,貪污賄賂,中飽私囊,建議改革俸祿制度,採購西方技術,編練新軍等等,其中包括後來落實的同文館,也就是中國第一個正式的翻譯機構。當然,因為他的出力,促成了總理衙門首度對外派駐使節,即駐英公使郭嵩燾,也是當時最優秀的頭腦之一。
他還專門挑選來自歐美,出身良好,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到北京海關總司任職,親自教導,要求他們一概學好中文,其中不乏牛津、劍橋和哈佛的畢業生,譬如來自波士頓的作家 Edward B. Drew。而被他淘汰的鬼佬,首先是最早來華的一批西洋冒險家(以英美為主),通常不通中文,教育程度低,在本國的社會地位就低於其他洋人,而赫德覺得海關總部充斥這樣的人,有欠尊重,會令人看不起。
這種體面,如果不是自己堅持,當然是雨打風吹去,一絲也不會剩。
民國的頭號名媛,外交家顧維鈞的夫人黃蕙蘭,對上海的惡評就來自於這種體面的喪失,她說:「上海充滿了白俄和做運輸生意的英國人,這些人在本國是無名小卒,到中國來卻裝出一派上等人的神氣。」
所以呢,赫德沒有因為學中文而變壞,甚至可以反過來說,因為學了中文,和一些最好的中國士大夫相處交往,令他回復了方正君子的本色。但問題是,早就沒有了那些士大夫,又沒有了黃蕙蘭,還從哪裡去吸引真正體面的洋人,還能令他們有決心學好中文讀「紅樓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