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邊陲，新興發展區 Esenyurt 高樓林立，有點兒香港或杜拜的影子，但仔細觀察便發現當中很多都是爛尾樓，有些還未裝上玻璃窗，有些只得半數單位入伙。地產經紀 Mohamed Karman 說：「在住宅區內，全數工程已經停工。你知道原因嗎？是因為建材，一切都要以美元計費，你要以美元付款。」
土耳其貨幣里拉（Lira）早前暴瀉，觸發經濟危機，震驚全球，但長期留意伊斯坦堡樓市的觀察家對此絕不驚訝。伊斯坦堡過去 10 年大興土木，撐起整個土耳其經濟，但無論興建摩天大廈，還是建造全球最大機場，發展商幾乎完全仰賴低息外匯貸款，新建豪宅又以吸引波斯灣富豪為目標，以致早有分析警告經濟增長的基礎不穩，勢必不堪一擊。
觸發里拉大幅貶值的導火線，為土耳其以間諜罪名拘捕美國牧師 Andrew Brunson，指控其牽涉 2016 年政變，美國要求放人不果；杜林普逐於 8 月 10 日宣佈，大幅調高對土耳其的鋼鋁關稅。2016 年起已經穩步下調的里拉應聲大挫，一週內跌幅達兩成半，為業已緩慢衰退的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成也建造業 敗也建造業
土耳其過去 10 年的建築工程如火如荼，以 2013 和 2014 年為巔峰，建造業成為整個國家的經濟支柱。2017 年第 3 季經濟數據顯示，建造業佔整體經濟增長多達 18.7%，在就業市場僱用多達 200 萬人。
從 2008 年起，伊斯坦堡有多達 69 棟樓高超過 100 米的建築落成，另有多個大型基建項目陸續上馬，包括在分隔歐亞的伊斯坦堡海峽興建地鐵海底隧道、興建懸索大橋及新機場等。
經濟學家早就警告，如此過度依賴單一產業的經濟結構，將難以抵禦全球經濟衰退的衝擊。再者，在背後支撐整場建築熱潮的，是低息外匯貸款和不斷膨脹的債務，當里拉暴瀉，巨額債務便恐成呆壞帳，容易出現骨牌效應。
根據土耳其政府的統計數據，2016 年年底，土耳其地產商有近 90% 信貸以外匯計算。2011 年伊斯坦堡落成的 Istanbul Sapphire，號稱全歐洲最高建築之一，以價值 1.64 億里拉的貸款融資，其中多達 1.54 億里拉是以美元計算，隨著里拉匯價暴跌，其債務成本一下子漲升至 5.39 億里拉。
2015 年，伊斯坦堡為興建全球最大機場，動用外匯貸款多達 57 億歐元，以當時匯率兌換即為 180 億里拉，隨著里拉匯價暴瀉，金額已經暴增至 400 億里拉。
除了建築項目的融資問題，土耳其亦極度依賴進口建材，進口鋼材量在全球排行第 9，2016 年進口鋼材開支達 80 億美元。在里拉近年的緩慢跌勢下，2017 年進口鋼材開支已升至 90 億美元。
現任教於賓夕凡尼亞大學的土耳其前央行行長 Nihat Bulent Gultekin 道出問題所在：「土耳其意圖達到經濟高速增長，卻又沒有足夠外國資金，除非能夠以出口支持，否則便會陷入危機。這種情況每 10 年便發生一次。」
一個國家財政與個人理財沒有太大分別，假如你借錢揮霍，債權人始終有日向你追債。當一切都是以外國資本完成，最終總要有人為此結帳。
不為本土而建的伊斯坦堡豪宅
在市場失衡狀態下，政府理應可以介入進行監管，但官商勾結加劇了結構失衡。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領導正義與發展黨（AKP）執政以來，在規管建造業問題上採取放任政策，以致大型建築公司的行政高層都得以賺大錢。
埃爾多安的女婿 Berat Albayrak 曾是其中一家最大建築公司 Çalık Holding 的行政總裁，其後獲任命為能源部長，現任財政部長。上任以來，被指控修訂稅法，令建築公司避過數百萬元稅款。
Kajin Bulut 為土耳其多家建築商進行市場預測和推銷，他指出法例原本限制海外買家在土耳其擁有物業，但相關條例在 2012 年正式解除，其後發展商如 Kiler Holding 興建豪宅前，普遍預料買家中超過半數都不會是本地人，而是來自波斯灣的富豪投資者。始料不及的是波斯灣投資者的需求未達到預期，市場因此供過於求。在缺乏需求，鋼鐵建材價格上升的打擊下，多個工程項目被迫無限期停罷，不少購買樓花的土耳其中產因此血本無歸。
伊斯坦堡律師 Orhan Boran 目前正代表數百名客戶向發展商追討損失，社交媒體冒現多個由中產組織的「苦主聯盟」，正在全國各地發起示威期望得到關注。「我們很多年前就預見這個問題發生，有人向客戶推銷單位，但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完成工程。」
杜林普對土耳其加徵鋼鋁關稅，牽一髮而動全身，里拉暴瀉損害實體經濟，剎停建造業這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其破壞力在伊斯坦堡立竿見影，但假如土耳其無法挽回市場的信心，貨幣仍可能繼續貶值。如此一來，土耳其危機確實可能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警告般，最終或變成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翻版，而伊斯坦堡的爛尾樓只是整場結構性災難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