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燦爛之後 歸於黑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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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夫人訪港期間,與鄧永鏘(左)、DFS 創辦人 Robert Miller(右)等共進晚餐。  圖片來源:Viviane Moos/Corbis/Getty Images

中国遭到美國和西方圍剿,因為中國人之中會說英文的「人才」不少,包括早年的唐聞生、王海容、冀朝鑄,今日還可能包括中国外長王毅、駐英國大使傅瑩。但中國人一來缺乏將英語學到文化層次溝通的高度,包括幽默感。二來中国雖有外語學院,但由於學生最終都要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員硬繃繃的政治意識型態,打了一層「黨性」的老底,英語鋪在上面,更無法令一個「精通英語」的中国官員有能力令西方文明國家接受中国。

中国統戰上層的香港人多年,也曾經統戰過英語寫說皆精的香港世家貴族鄧永鏘。1983 年,北京大學曾邀請過鄧永鏘去作短暫的英文系講師,但無以為繼。可能是擔心鄧永鏘這個人,英文太好,早已被西方文化洗腦在先,留他在北京大學教書太久,中国大學生反而會被他「和平演變」。

這是中国自以為是一大武器 —— 對外「統戰」的局限。中共連自己人都不相信,更永遠不會相信一個外人,尤其是「黃皮某程度白心」的鄧永鏘。中共如果相信這種人,香港的第一任特首,很可能就是羅德丞。

閒話表過。

不論有沒有立法 23 條,在文化的角度,其實鄧永鏘爵士之離去,才是香港這座城市的絕唱。

香港誕生於歷史的因緣際會,當英國還是雄心萬丈的帝國,而中國處於新舊世界交錯的曦色之中,造就了香港的獨一無二。

香港位於中國文化的邊陲,同時也沒有文化包袱,山高皇帝遠,在英軍登岸之初,不是香港人輕易「就範」,缺乏廣州人的反抗意志,而是有如「山高皇帝遠」的閒雲野鶴,巧合地,聯想到鄧爵士平時的灑脫自如,並無中國士大夫常見的憂國憂民狀,或也根植於此。

由中國江浙南來的知識分子眼中,香港一直被視為文化沙漠,主要是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失落,因此難以理解、也無法解釋鄧爵士這朵沙漠中的奇葩。而鄧永鏘長期也與香港的文化壇景保持距離,因為他認為已經上了通往倫敦的列車,香港這輛黃包車,如他身上的唐裝,只是他在倫敦偶爾乘坐的道具,出現在白金漢宮與夏蕙酒店之間的御林大道。當你已經榮登勞斯萊斯,還要那輛黃包車來做甚麼?

香港畢竟和英國本土遙隔萬里,除了賽馬、下午茶、公務員寫文件的標準英語之外,鄧永鏘很清楚,真正繼承的英國文化實在寥寥。譬如殖民地印度,早已經向宗主國交出過幾位英文可以與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相比的小說家和散文家如盧什迪(Salmon Rushdie)、奈波爾(V. S. Naipaul),連出產了一個李安的台灣也不如,香港最「英化」的,只前有何東、後有鄧蓮如。在這個空間之中,鄧永鏘就開拓了他的文化王國。

2015 年,鄧永鏘陪同查理斯王子、卡米拉參觀倫敦唐人街農曆新年活動。 圖片來源:Max Mumby/Indigo/Getty Images

好在隔離在中國的軍政漩渦和人為災難之外,表面看起來是兩頭不到岸,其實正好用旁觀者的角度,從兩邊各取所需。鄧爵士雖然有最好的英文修養,但並無刻意融入英國文化,譬如在英國從政,「代表華人」參選議員;而是選擇保持自己的香港特色,穿著長衫或功夫鞋,用上乘的英文,打入英國上流社交圈,刻意將自己的形象,定格在英國 2、30 年代的享樂主義,醉心於東方文化藝術。他是一個視覺娛樂版的林語堂,雖然他的英文比林語堂高,林語堂向西方世界販賣蘇東坡,又從西方向中國人入口幽默;但鄧永鏘顯然無此大志,他只經營服裝店「上海灘」,而向香港入口與英國無關的古巴雪茄。林語堂畢竟造就了一股時代的風氣,但鄧永鏘只製造了時空的幻象,而且因他的逝世,此一時空幻象有如黑夜中的鐳射激光表演,燦爛之後歸於黑寂。

但鄧永鏘幻象卻只此一家。是從上海開埠有了洋涇濱英語以來,在英國對中國人的殖民史上,鄧永鏘確實無法再複製。英國人從來無意刻意培養這個產品,鄧永鏘是鄧肇堅的孫子,得此背景,幼年在喇沙讀書,與李小龍、黃霑一樣被喇沙發掘出叛逆少男的性格,又因為豪門世代內部衝突,小學就被送往英國讀寄宿學校。這樣的經歷,在 60 年代,即使香港的世家也相當罕有 —— 如羅文錦的兒子羅德丞,也只是在香港嶺南中學畢業之後,方得以保送牛津,其「英國文化薰陶」,加上香港殖民地上流背景,比起鄧永鏘,起步晚了一點。而鄧永鏘不同,他去英國很早,與另一個李小龍前往美國,兩人一文一武,分道揚鑣。英國的寄宿學校文化,令他醉心於文史哲學而不是中國人實用主義的理工醫科,他學到中國人自洋務運動以來難以攀登的英文境界,英國人回過頭來,才發現無心插柳,香港出現了此一家,在叛逆中有順從,在嚴謹中見輕鬆,不依遁英國的殖民地教育軌跡,卻又從未變成李光耀和甘地。英國人驚訝地發現,為英國獨家創造了遠東,從美學上定義香港,這是鄧永鏘出生香港、卻又超越了遠東的超乎尋常之處。

因為香港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缺乏真正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但是在美學上,可以獨樹一幟,令人聯想起何藩攝影裡的小販、女傭、漁船、燈火和石板街,或者電影「生死戀」裡俯瞰的海港,「蘇絲黃的世界」裡的風情,如夢似幻,將甚麼文明的衝突拋諸腦後。

所謂香港品牌,正是建基於此一審美趣味之上,鄧爵士天生設計品味,獨具慧眼,創立了上海灘的時尚品牌,雖然名字是上海灘,和無綫電視劇「上海灘」一樣,都是借殼還魂,都是在創造想像中的香港。

包括同時的香港電影,流行曲,都有份創造出一個想像中的香港:一面是自由、摩登的國際都市,一面又有開到荼蘼的殖民地風情,既沒有文化包袱,又沒有政治壓力,無拘無束,充滿幻想,而當年戴卓爾夫人評價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並非虛言。此所以鄧永鏘擁有遊戲人間的氣質:百無禁忌,揮灑自如,了無包袱,人生得意須盡歡,他和香港一樣無拘無束,只為自我而活,活得非常自由。

「蘇絲黃的世界」劇照令人遺憾之處也不是沒有,因為以這等教育程度,鄧永鏘應該不止於活得像一個男性 Sophisticated 版的黃柳鶯和關南施,如果對人生有一點哲學的沉思,香港差那麼一點點,就可以擁有自己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不可以說鄧永鏘為山千仭差了那麼一點點的爭氣,只可以說他的命格性情如此,不可勉強。他沒有為任何人而活,只著意經營自己的精彩。

許多中環人長期竊竊私語,不明白鄧永鏘為何能認識那麼多英國上流貴族。鄧永鏘曾經非常傲慢地向香港人和英國人誇口:他與英國王室,其實並不是你們想像中的交情,他只擁有查理斯王子的手提電話號碼,但從來不能直撥英女皇本人的手機,雖然他曾與英女皇共舞,摟過英女皇的腰肢。

鄧永鏘這一生為香港大眾留下的最大遺產,數來數去,只有三屆書展他自掏腰包邀請英國十多個第一流的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來香港書展演講,身為主持人他自己卻做了主角,高聲斥責提問的香港觀眾英文程度低劣,令他的英國 VIP 好朋友在台上大為尷尬以皺眉頭(但台下的香港觀眾卻樂不可支)。雖往來全無白丁,他在倫敦逝世之後,在倫敦卻無一場追思會,雖然他一生是一個 Party 人,在最後的日子還在向英國向上流社會發出最後宴會的邀請咭,身後卻被英國報紙爆出早已身無分文,而且因嗜賭欠債纍纍。此一奇怪的處境到底是何因由,中港兩地的傳媒,也沒有興趣再深入發掘,畢竟鄧永鏘爵士精彩燦爛的一生,只如維港上空和泰晤士河畔之間的一場鐳射激光匯演。

但他畢竟百年不遇,在中國的名士史上,更千載難逢,他和香港一樣,是一場「仙履奇緣」的舞會,他的出現和香港一樣,都有午夜 12 點的局限,然而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沒完沒了,要面對一場昏厥嘔吐的 Hangover,鄧永鏘卻滄海一聲笑,活出了自由的靈魂。